【对谈】匠神、匠艺与目的论的宇宙论

——柏拉图《蒂迈欧篇》的神学维度

2023-05-2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对谈嘉宾:

  宋继杰,哲学博士,现任清华大学哲学系长聘教授,曾任清华大学哲学系系主任

  刘未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编审

  聂敏里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宋继杰:

  我要谈的第一个问题是柏拉图之前的早期宇宙论模式。早期希腊人把宇宙称之为kosmos,它的核心意义是“秩序”。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提供了很多宇宙论模式,诸如系谱学模式、机械力学模式(漂浮模式、旋涡模式和建筑学模式)、生物学模式(物活论、泛灵论)、医学(胚胎学)模式和以城邦政治为模型的政治学模式。我们把这些模式的基本特征称之为“非目的论”或“机械论”的,这种模式在原子论(德谟克利特)以及后来的伊壁鸠鲁那里达到了顶峰。这种宇宙观有两条重要的原则是“相似者相吸”和“随机碰撞”。后来,柏拉图也吸收了这种思想。

  目的论模式可以追溯到恩培多克勒。恩培多克勒用“爱”与“憎”来解释宇宙,它们负责“四根”的聚集和分散。“爱”被反复地描述为一种技艺的实践者。恩培多克勒的陈述特点是总将自然现象与人工制品的生产或运作进行比较,开创了创造论者关于神之技艺的解释的悠久历史,所以它作为一种雏形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再看巴门尼德。他提到“宇宙圈环中间的女神”,“她掌管着万物:因为她统治着可恶的出生和交配”,这些说法暗示了一个施行组织安排的神。他还在《残篇》13说到女神“设计”,即宇宙女神的理智努力是宇宙秩序的原因。另外,巴门尼德的“适当的安排”“颁布秩序”以及“赋予秩序”等的描述,根据当前的资料看是最早的以一个慎思如何创造最好世界的神祗为前提的目的论宇宙论。此外,David Sedley认为,阿那克萨戈拉也是创造论(Creationism)的先驱。

  以此为背景,我们再看柏拉图,他的目的论的宇宙论主要集中在《蒂迈欧篇》。柏拉图试图解释宇宙如何为了一个目的而被匠神所建构,并使它尽可能好。它包含“理性(nous)”和“必然性”两个原则,理性“说服”必然性。必然性被他称为“辅因”,就是机械论所使用的一些原则,主要指的是理性得以运作的物质条件。匠神不能干预必然性,但它能够通过理性的作用,为了总体的善而和谐共生。理性能够协调必然性从而辅助其达到目的。另一方面,必然性也对理性的运作构成限制,因而使得匠神达不到祂所能预想的、永不可及的完满性。这个架构也是为了解释恶的存在,必然性就是针对恶的存在所设置的一个解释原则。

  柏拉图为什么需要这样一种目的论的宇宙论?首先,柏拉图要为伦理-政治奠基。在《高尔吉亚篇》中,柏拉图最早将道德概念置于宇宙论语境中。我们知道,卡里克勒斯强调“强者通吃”,而柏拉图在《高尔吉亚篇》中表明, kosmos是一个有序的整体,所以正义、合比例的均等比不义和贪婪更强大、更美好,苏格拉底由此引出人们应该践行正义而非行不义。他指出,卡利克勒斯式的“自然主义者”误解了自然秩序。

  在《理想国》中又面临新的问题,即它关于正义及其好处的引介本身可能还不足以让我们相信有美德的公民和城邦能够赢得战争。战争表明人性趋向于自利而非正义、美善,且获益更为丰厚。所以,除非正义被表明是一种能够战胜不义力量的力量,否则保有正义只是一种“愿望”而已。城邦秩序需要从自然秩序获得终极支持,这也是构建目的论的宇宙论的必要且是非常迫切的任务。

  最后,在《蒂迈欧篇》中柏拉图弱化了《理想国》中的“精英主义”立场,提出了最终的解答:一方面,通过研究宇宙,每个人都能获得幸福,而不必认识理念或依赖于某个认识理念的人;另一方面,两者的关系既是一种作为“模型”的宇宙或自然的运作与作为“模仿者”的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又是一种作为“整体”的宇宙或自然(nature)与作为其“部分”的人类本然状态或人性(human nature)之间的关系,“伦理学的宇宙论基础”正是这两种关系的内核和展现。

  目的论的宇宙论是如何进入柏拉图的哲学的?关键是在于“技艺类比”。柏拉图的整个哲学的建构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有关“技艺”(techne)的反思、消化和吸纳,这包括前人对技艺的理解。诸如《蒂迈欧篇》中的匠神,《理想国》当中的哲人王,《克拉底鲁篇》当中的辩证法家、立法者、制名师,甚至后来的最根本的概念——理念(eidos,form)——也是从“外观”这个意思来的,都来自于技艺模型。另外,技艺活动需要原料,诸如流变、现象、自然状态、自然正义、唯我论、快乐主义以及民主制等等都是柏拉图要改造的,给这些混乱的东西引入秩序。目的论的起源就是技艺类比。整个技艺类比在柏拉图哲学中影响深远,我把它概括为三句话:存在就是被生产制造(to be is to be produced),同时也就是给原料赋予形式,因而存在也就是被赋形(to be is to be informed)。同时,这意味着把数学结构放到原料中,也就是存在就是被赋予(数学)结构(to be is to be structured),这正是我们后来在《蒂迈欧篇》中看到的“现象的存在论”。

  匠神所扮演的角色需要放在存在就是被生产制造、被赋形、被赋予数学结构中来看。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说,匠神是努斯,我们发现,匠神相当于亚里士多德的动力因。在古希腊语中,与“原因”有关的概念有如下细微的含义差异:aition是“责任者”,aitia是“责任者之责任”。在《蒂迈欧篇》中,“责任者”又分“首要的责任者”和“服从者”,其中“首要责任者”就是匠神,作为动力因,而“服从者”就是它所谓的那个“接收器”(chora),作为质料因。而aitia(责任者之责任)就是形式因和目的因,《蒂迈欧篇》中对应于宇宙理念或者说宇宙模型。当然,我们只能说这几者只是近似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中的四因,但不是完全相同,比如接收器就不完全是质料因,其也有空间的含义。

  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增加“动力因”(匠神的角色),归根结底是由理念的特征决定的。我们知道,理念和感性事物相分离,怎么避免后者“分有”前者所带来的逻辑困难呢?在《斐多篇》《会饮篇》《理想国》这些文本中所谓的“经典理念论”的困难,在《巴门尼德篇》中被批评,为了解决这些困难,这个时候需要有“匠神”,现象世界才能展现出一种源自理念的秩序。在引入匠神之前,两个世界是分离的,它们之间的相关,是一种模型和仿本的关系,因而是后者“分有”前者。有了匠神,两个世界的关系就不用通过“分有”了,用匠神的技艺制造活动来解释和描述。

  对于匠神的理解,涉及对《蒂迈欧篇》持有“字面解释”还是“隐喻解释”的争论。我相信“字面解释”,因为柏拉图没有暗示匠神的故事是任何事物的象征和虚构,相反,他把它视为一个严肃的科学说明。但就知识而言,它不属于哲学层面的东西,而是属于神学的维度,有了匠神及其造世活动才有目的论的宇宙,这样的目的论和神学维度是相互预设的。

  接下来要澄清几个误解。有的人持“隐喻解释”,认为匠神是比喻性的说法,实际可以还原为“宇宙灵魂”或“宇宙之理念”。我们从“字面解释”的立场,会发现这些看法都是不对的。虽然宇宙灵魂和匠神的“理性智能”在功能上有一定的重合度,但是文本当中明确表示匠神和宇宙灵魂是不同的,匠神是“无生无死”的恒在者,而宇宙灵魂是“有生无死”的变在者。

  匠神也不是“宇宙之理念”或者“宇宙模型”。这也是“隐喻解释”的一种,他们认为,匠神与理念的同一蕴含着宇宙无生无死;对于这一永恒的生成,所需要的“原因”就不是时间性的原因,而是一个非时间性的、永恒的原因,“父亲”或“工匠”的形象不适用于这个原因,所以只能是隐喻。但是,这种解读削弱了柏拉图的宇宙论的技艺类比,因为工匠显然不同于他所观看的理念,工匠是动力因,而理念是形式因和目的因。虽然我不接受“隐喻解释”,但这一点对后来的新柏拉图主义、德国唯心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还是要重视的。

  最后,再分别比较一下柏拉图的匠神和早期希腊诸神、亚里士多德的和基督教的神学观念的差异。首先匠神是“善的、不嫉妒、不吝啬”,而早期希腊诸神是“神人同形同性论”(anthropomorphism)。前者诉诸哲学,不再像后者那样成为“膜拜”的对象,而只是“模仿”的对象。

  其次,柏拉图的秩序是“强加”给宇宙而非其内在固有的,这个强加者就是匠神,自然秩序是神工的产物;因此柏拉图是“有神论”或“外在的有神目的论”,所以根本上是一种“不自然的目的论”。而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是真正内在的“自然的目的论”,他肯定目的因内在于自然事物之中。

  最后,柏拉图的神虽然是全善的,但不是全能的,甚至面临着创世的“宇宙模型”与“原料”之先在性的双重限制。匠神并非唯一的、绝对的控制者,还表现在,宇宙的生成除了理性作为“主因”外,还有“必然性”作为“辅因”。“必然性”是无规律、无秩序的,无关乎理性目的的设计筹划,但也不是由机械自然律完全决定的,它能够向理性的劝导开放。概言之,“仿造”还是“创造”(creation ex nihilo)是柏拉图的匠神与基督教的上帝(God)之间的根本差异。基督教的上帝不需要原料和模型,祂是“无中生有”,因而是绝对的自由,而匠神是有限制的,在这个意义上不是“自由”的。我们看到,古代思想的明显的特征就是构造了自然秩序,对他们来说,自然秩序之所以能构造起来,在这里面无论是神还是人,都没有一种自由选择或者自由意志的概念。

  基督教的“无中生有”的上帝也启示了自由,现在也在争论自由意志概念到底是从什么时候产生的?是在希腊产生的还是基督教产生的?如果在希腊产生的话,是亚里士多德还是斯多亚学派?还是中世纪的奥古斯丁?在我看来,古代哲学重视自然秩序,不太包含自由的因素,有了基督教的自由之后,近现代思想才开始构建一种“自由秩序”,也就是“基于自由基础上的秩序”。可以看到,从近代英国的洛克、欧洲大陆的卢梭、康德,一直到现代的罗尔斯、哈耶克等人的理论是基于多个层次的(哲学的或形而上学以及道德-政治哲学层次的)自由秩序。

  (根据“古希腊系列讲座”对谈录音整理)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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