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程乐松，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长江学者。

　　围绕着认识论主题展开的近代哲学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主体的哲学。理性能力不仅成为人探索和认知世界秩序的根本依凭，更可能成为世界和事物秩序的根源。康德展开的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将人的先天认知形式作为认识的出发点，也视为理性的展现形态和运作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人的认识符合世界，而是世界的样貌必须符合人的认识框架。在这一基础上，滥觞于上个世纪的语言哲学转向将人的认知能力进一步聚焦在语言和言语上，将理性能力落实在表达性上，从语言与事物之间的关系、语言的结构，以及言语行为出发理解思想秩序。语言当然是思想与事物之间的表达性媒介，然而，在这一独特的语境下，语言和言语不仅是表达性的，更可能是建构性的，即世界的秩序是源自于或塑造于以语言形态呈现的思想秩序的。这一颠倒是决定性的，语言第一次获得了表达行动中的主动权和建构性，被语言表达出来的方式甚至可以决定世界的秩序。这里有两个重要的预设：其一，可表达性是思想的边界；其二，世界只能是被我们理解的那个样子，在我们理解和表达范围之外的世界及其秩序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

　　相对于来自西方的认识论与语言哲学带来的理性与言语的强大统摄力，中国古典思想中对于人的认知能力和言语行为价值的态度十分谦逊和克制。对于传统中国思想家而言，对于人的认知和表达能力有限性的肯认是思想实践的开端，也是自觉的边界。世界的全貌显然远远超过了它呈现给我们的那个模样，与此同时，我们表达和描述已经感知到的世界的能力也十分有限。换言之，认知和语言能力的双重有限性成为思想的起点。思想的秩序也因此不会因语言而决定事物的秩序，反而观之，十分有趣的是，事物的秩序也不会完全地反映在语言之中。

　　这乍看起来像是某种不可知论，但古典中国的思想家并不是悲观的不可知论者。他们有一整套的思想方案来保持事物秩序与思想秩序的平衡和融和。中国古典思想首先将宇宙的秩序及其恒久且精确的运行作为预设确定下来，在此基础上展开事物的认识和言语的行动。宇宙之道决定了所有事物的秩序及其运转方式，这些成为从万物运行到人际关系的合理性基础。认识让人只能以十分受限的方式理解世界，所以人经常会错置事物的秩序和人际的关系，造成混乱和困顿。易言之，宇宙之道对万物有绝对统摄力，它的运行也有绝对的恒久精确性，这一前提显然会造成人的行动与宇宙之道之间的紧张，毕竟人是以有限的认知来安置或应对无限的宇宙之道。调和这种紧张关系的，并不是理性认识能力的突破、对事物的知识的积累，而是圣人对世界与宇宙之道的洞察和全盘掌控。圣人通过对天地的洞察建立起一种理想的秩序，并且将一切事物合理地安置在其中。人则是通过学习和效法圣人、圣王的行为与教化来通达宇宙的秩序，并且在这一秩序中完成安身立命的思想实践，从而构建出对世界和自我的理解。圣人以制名、制礼的方式联结了无限的宇宙之道与有限的人的存在。在礼与名确立起来的、作为宇宙之道展现的秩序中，人的重要使命就是不断理解和调适，避免行动中出现偏差，进而造成混乱。这就是传统中国“正名”的观念源头，“正名”是一种言语实践，是理解并实践被语词规定了的事物和人际的秩序。通过持续的言语实践，不是要制造秩序，而是要不断地调适，进而保持与预设的、给定的宇宙秩序之间的动态平衡。

　　对于传统中国的思想家而言，“正名”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言语冒险，而是一种常态化的反思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讲，以语言为载体展开的不是对秩序的建构，也不是对秩序的解释，而是与预设秩序之间的“博弈”，动态的言语行为保持一种持续的试探姿态，不断贴近和观察，保证言语的行动性维持思想的活力。在这个意义上讲，古典中国的思想始终是一种活跃的行动，而不是为世界立法，更不是为理性能力张目。言语行动并不会在理性能力的傲慢中尝试为事物设定秩序，而是以圣人之教来保持对宇宙之道的朝向。正是如此，我们才会发现，思想和反思对于古典中国的智者而言，不仅是一种行动，更是一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当然，这也印证了著名语言学家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的洞察，语言不是一个产品，而是一种持续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