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朱菁，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科学哲学、认知科学哲学、人工智能哲学、知识论、行动哲学等。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常识是普罗大众毋须经过持久的专门化训练就能掌握的知识、规则和见解，并能娴熟地运用于日常生活。哲学通常被视为是反常识的，其旨趣包括反思、挑战和超越常识，各种与常识相悖的哲学理论和学说可谓屡见不鲜，抽象深奥且曲高和寡似乎成了哲学最为鲜明的标志之一。

　　18世纪的苏格兰哲学家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明确肯定常识对于哲学理论建构和评价的重要意义和价值：除了常识性原则之外，哲学并无其他根源；哲学由常识生长而来，并从中吸取养分。如果切断这一根源，其光彩将凋谢，其汁液将枯竭，而哲学则将面临死亡和衰败。常识包含智慧的种子，相较于某些颠覆常识的光怪陆离的哲学学说，历久弥新的常识应当获得更多一些的尊重和珍视。由里德所开创的重视常识的哲学传统，尽管只是一支涓涓细流，却也由此延绵不绝。20世纪英语哲学圈的两位重要哲学家摩尔（G. E. Moore）和奇硕姆（Roderic Chisholm），都曾坚定地捍卫和发展常识学派。进入到21世纪，常识学派的声势似有渐强渐盛之状；当今最具影响力的牛津哲学家威廉姆森（Timothy Williamson）在不久前出版的一本关于如何做哲学的小书中，明确提出常识是开展哲学探究的起点，并具有一定的校准作用。

　　相较而言，哲学对于常识的影响和塑造作用却尚未受到应有的关注。日常生活中充斥着富有哲学意蕴的概念和词汇，例如 “自由”、“知识”、“理由”和“正当”等，许多重要的哲学原理和原则也被社会公众所广泛采纳或默认，在常识得以形成并演变的过程中，哲学并未缺席。近年来，一些哲学学者提出概念工程或概念伦理可以成为哲学更为明确的任务之一，即发挥哲学学科特有的专业优势，积极介入对日常生活和语言中重要概念和词汇的辨析、澄清和改良，例如针对“种族”和“性别”等概念的重新界定和纠偏。概念是思维和语言的基本元素，其品质的优劣不仅影响到认知、思维和公共交流的成效，还可能具有伦理和政治上的意味，是某些社会偏见和不公的隐秘源头。哲学可以通过澄清和矫正既有概念，精准引入新概念，来参与对常识的改良和塑造。

　　追寻真理，发现新知，历来被视为哲学的中心任务；辨明是非，寻求致善之道，也被认为是哲学的重要使命之一。然而，随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各种应用学科的兴起和成熟，哲学在上述重大使命和任务中的作用在削减，其地位日渐边缘化。哲学学科的建制化和专业化，也使得哲学与社会生活的距离在拉大，自成一体的格局令哲学与常识渐行渐远。除了求真知和寻良方，哲学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致理解，尤其是以最具普遍性、整合性和终极性的方式提供对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解释和理解，这是人类智识和情感的根本需求之一。如果说当代哲学在探寻新知和改良趋善的事业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间接，其在提供解释和理解的活动中的地位则可以显著加强，尤其是面向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资讯交流日益丰富多样的社会公众，哲学可以更为积极地发挥其学科优势，参与常识的更新和塑造。

　　汉语是世界语言丛林中别具一格的一支，拥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承载着深厚的思想和文化传统，是当今十几亿人的母语。汉语包含丰富的哲学语汇，支撑着特色鲜明的理论思维和认知模式，也是基于汉语的常识的重要构成成分。从常识与哲学的关系着眼，有助于更好地认识汉语哲学的性质和作用。

　　首先，汉语哲学的研究与发展要关注基于汉语的常识，努力从汉语常识中吸取养分，用于支撑和丰富汉语哲学学说，并作为理论评估和检验的参照物。基于特定语言、文化和历史的（群体）常识有其自身的特点，既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但也并非一成不变。通过考察汉语常识的历史流变和现状，可以为汉语哲学研究提供丰富的素材和有益的启迪。

　　其次，汉语哲学研究可以通过常识与哲学之间相互关系的视角更好地认识自身的特点。新近开展的一项面向中国分析哲学学者的问卷调查显示，中国学者与其国际同行（主要来自英语世界）相对比，在许多重要的哲学立场、观点的选择和特定问题的处理上存在显著差别，而这些差别的相当大一部分，可以参照更具一般性的中西文化认知上的差异得到初步解释；这说明即便是在分析哲学这个深受英语哲学圈影响的领域，中国学者的理论偏好和思维倾向也不免受其社会与文化因素的制约，这与常识是相呼应的。

　　第三，汉语哲学的研究和发展要积极面向汉语公众，发挥学科优势和特长，通过辨析、澄清和勘定既有概念和语汇，以及精心引入和创造新概念和新语汇等方式，参与汉语常识的建设和改良；结合汉语和中华传统文化的特点，致力于发展呼应时代的广博而深厚的哲学解释和理解，促进汉语群体整体认知和思维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