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从定义上看，汉语哲学并不是一个有特定研究领域的哲学分支，也不是一种独特统一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汉语语言工具为线索的哲学研究活动。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对汉语哲学的概念、方法等进行过于精细严苛的定义。

　　从研究领域上看，汉语哲学研究不仅仅是中国哲学研究，应该说，中国哲学研究只是汉语哲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学科是二十世纪初由胡适、谢无量、冯友兰等人按照西方哲学的范畴、思想史叙述方式构建出来的，所以严格的说，在传统的中国文化和思想叙事里面，只有材料，没有系统化的中国哲学，今天的中国哲学是建基于中国的外国哲学研究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汉语哲学并不意味着纯粹中国的思想传统，而首要的应当是外国哲学研究，是对欧陆哲学（以及盎格鲁-撒克逊哲学）的接受与转化，也就是说，汉语哲学根底里有丰富的跨文化因素，是全球化事件及其后果。到了近代，随着西方传教士到东亚，系统性的文化交流被开启，随着经典的相互译介，文化间的彼此影响和彼此构成开始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中国的外国哲学研究也在此时被开启，汉语哲学也是在这个背景下被构建的。

　　因此，近代以来，外国哲学对于中国哲学学科的构建具有奠基性意义，它提供的不仅仅是思想材料，更是哲学研究的方法、概念和范畴。五四运动以来，知识界所重视的自由、进步、开放、实利和科学，无一不是西方哲学的核心观念或方法。如冯友兰所言，“西方哲学对中国人的重要性，不在于它已达到的现成结论，而在于它使用的方法。”而且这种方法、范畴和观念上的借鉴和奠基也不是静态的，而是发生性的，可以说，中国的外国哲学研究的合法性是汉语哲学不断自我更新的需要。汉语哲学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单起源系统。它不断借鉴包括佛教、基督教、西方哲学在内的外来文化，完善着自身理论和概念的系统，丰富着自己的内涵和表现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至今开展的中国的外国哲学研究，并不是要把中国哲学改造得像西方哲学，而是让西方哲学的某些概念、范畴、理论、方法成为中国哲学的一部分，成为以汉语为母语的人群思考问题的一种方式，丰富我们的认同。中国的外国哲学研究，尤其是西方哲学研究，是汉语世界揭示和构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工作。

　　面向未来，外国哲学研究是汉语哲学以及中国的哲学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核心板块之一，其理由如下：（1）外国哲学研究主导了思想经典的翻译，推动了中外优秀思想文化的交流。基于译介的工作，今天的外国哲学研究与中国哲学界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中国的哲学资源与当代外国哲学研究的融合在不断深化；（2）今天外国哲学对于全球性问题，时代之问的密切关注，汉语世界同样面临这些问题，因此今天按照地域的中国哲学、外国哲学划分已非首要，明确了首要的是哲学要面对真实的问题；（3）外国哲学研究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摒弃中西的二元框架具有积极的意义，基于此，汉语思想传统才能形成恰当的自我理解和自主知识的建构。

　　在全球化时代，汉语哲学应当正确应对哲学普遍性和汉语传统特殊性之间的张力，而中国的外国哲学研究活动本身就是中外融通的历史，如贺麟所言，“认识就是超越，理解就是征服”。同时，面向未来的外国哲学研究也不仅仅是西方哲学研究，而是要充分关注多元文化中的哲学，在完整的世界哲学地图之中才能有汉语哲学的自我定位。在此意义上，汉语哲学是一个无问西东的缘构事件，而是在世界之中发生的。2018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哲学大会主题是“学以成人”，与不断“成人”的个体一样，共同体、知识体系也是在历史中构建的，而不是先天给定的。包括中国哲学和所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在内，并没有先天的界限或范畴，而是在与不同文化传统的交流中自我构建形成的。

　　今天的世界哲学地图应当是多元的思想空间的完整呈现，不是西方中心，也不是东方中心，而是包含了非洲、拉美、中亚、南亚等所有人类文明和思想的传统。置身于这样一幅世界哲学地图当中的汉语哲学，则应当致力于建立符合多元主义世界观的民族自我意识和世界理解，认识到自我和民族的边界，认识世界的发生性特征，时刻将自身置于历史的、多元的世界之中。开放的汉语哲学的建构，有助于汉语思想传统以更开放包容的胸怀面对世界，并将为构建自身符合时代要求的世界观提供重要动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更主要的是文化、观念和思想上的。近百年来，汉语哲学视野下的外国哲学研究让我们看到了汉语之外不同传统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形态。今天，更应当提供一种符合全球化时代需求的整全世界观，这是汉语哲学语境中的外国哲学研究者所要承担的重要任务。只有基于这样一个整全的世界观，停止中心主义的偏见，我们才可能有能力对自身在世界中的位置进行反思和新的认识，才能真正构建起富有生命力的汉语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