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古代天文学，滥觞自远古。《周易》经传中含有丰富的天文历法内容，易与历的交融，呈现出极具特色的建构形态，又蕴涵着丰富的人文思想，直至当代，仍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和深刻的启发意义。从《史记·天官书》可以看出，冬至、立春这两个节气，具有天文历法的特别重要的意义。“冬至”可作为“二至”“二分”的代表，“立春”可作为“四立”的代表。在立春节气之际，中国社会科学网特推出专稿《“一阳来复”与冬至》和《“三阳开泰”与立春》探讨中华文化中的节气及其所蕴涵的丰富的人文思想，以飨读者。

　　【作者简介】黄黎星（1965.5—），文学博士，哲学博士后，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易学研究所教授，中国周易学会常务理事、国际易学联合会学术委员，“河洛文化与民族复兴”国际研究院学术委员。其易学研究，遵循“从源溯流”、“强干弱枝”、“贯通经传”、“象理兼融”、“博取择善”等研易原则，立足治经传统，精心研读古注，又注重融汇新知，创造发挥，研究领域涉及易学本体、易学史、易学与中国哲学、易学与文艺美学、易学与古代乐律学及古代天文历数学等，对易学与数术文化也独具慧眼。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先秦易筮研究》《易学与中国传统文艺观》等著作多部。

　　中国古代天文学，滥觞自远古。古代先贤仰观浩瀚苍穹，俯察方位分野，记录天象变化，确定星宿排列，测算日躔月离，创制演进，从观象授时到制定历法，“敬授民时”“以前民用”，发展出包罗众多形态、记录丰富数据、具有精妙特色的以历法制定为核心的天文学，是中华文明的的重要载体和章彩显现。冠居于群经之首的《周易》，在儒家经典中具有特殊的尊崇的地位；作为经学中的一个分支，易学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不断地融汇入历代学者的丰富多彩的思想智慧，从而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诸多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易学与天文历法也曾产生了紧密的交融关联，首先是《周易》经传中本就含有天文历法的相关内容，其次是古代天文历法曾以易学作为经典依傍，再者是易学的发展、易学体系的建构，也曾援引天文历法的内容，因此，易与历的交融，呈现出极具特色的建构形态，又含藏着丰富的思想意蕴，直至当代，仍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和深刻的启发意义。

　　本文就《周易》《复》卦与冬至节气的关联性进行论析，展示易学、历法相交融的“一阳来复”所蕴涵的丰富内容。

　　（《周易》第二十四卦《复》卦）

　　冬至是古代天文历法发展过程中，最早被关注、被测定的天文历法的一个节点，这应该是“事有必至”“理所当然”的。在“观象授时”的远古时代，古人通过观察北斗七星斗柄所指方向来确定时间，就是《鹖冠子》（相传为战国时楚国隐士鹖冠子所作）中说的：“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再稍加细分，斗柄指向寅位，为立春；斗柄指向子位，为冬至。此外，《尚书·尧典》记载了“四中星”，说，“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指的是尧帝时代根据星宿位置来确定“二至”（冬至和夏至）“二分”（春分和秋分），其中所说的“日短”，就是白昼最短、黑夜最长，这一天就是冬至。但是，使用观测斗柄指向的“斗建”法，或者观测日行星宿位置的方法，只是在“观象授时”时代大略地确定时间，若是据此以制定历法，则显然过于粗疏。

　　冬至节点的观测和确定，具有重大的天文历法学意义，那么，在古代，它是如何被测定的呢？典籍文献和出土文物都证明：精确地观测冬至节气点，主要依靠工具与技术上都能够实现精确化的“圭表测影”法。圭表是度量日影长度的一种天文仪器，由“圭”和“表”两个部件组成，垂直于地面的直杆叫“表”，水平放置于地面上刻有刻度以测量影长的标尺叫“圭”。考古发现，早在公元前20世纪，陶寺遗址时期，我国中原地区就已使用圭表测影。根据《周礼》《周髀算经》等古籍记载，三千年前，周公旦曾于河南登封采用过圭表测影法。圭表用以“揆度日影，以效阴阳”，既可以辨方正位，更利于揆气定时。

　　由于地球的公转（古人认为是太阳绕着黄道进行周天旋转，我们可称之为“视运动”），太阳在一年中的视高度变化显著，夏至日行极北，日中时刻，表影最短，冬至日行极南，日中时刻，表影最长；春分和秋分太阳出没于正东西，日中时刻表影居中。这四个时点不仅在观测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同时更是建构回归年的四个时间标记点。《周礼·大司徒》说：“日南则景（影）短，多暑；日北则景（影）长，多寒。”而这一长一短的中间就是春分，一短一长的中间就是秋分了。

　　随着太阳黄道周期运动时间计算，以及岁首确定的需求，以冬至作为一个天文年度起算点的传统逐渐形成，这使利用圭表测定太阳到达冬至点的时刻，成为求测回归年长度的关健。然而冬至点并非总发生在日中，它可能出现在一天之中的任何时刻，因此，为求得准确的冬至时刻，古人就必须对冬至日影进行连续不断的长期测算。由某年冬至到其后一年冬至的日数，叫做“岁实”，就是所谓的“平太阳年”，但这个日数不是整数，而是有奇零的。所以，某年冬至正午的日影，和前一年、后一年冬至正午的日影不能重合。古人连续观测四年，发现冬至正午的日影，逐渐恢复到原处，重叠起来了，于是知道四年即1461日的日影恢复至原处（重叠），以四除之，得一年日数为365.25日。这个数值，已经非常接近现今精确测定的365.2425，可以作为最基础的核心数值来制定历法了。这个每年奇零的0.25日，为一日的四分之一，古代的“四分历”名称，核心意义就指这个。

　　同样通过圭表测影，古人可以测定出与冬至相对的夏至节点。传世文献与考古资料可以综合地证实：至迟到春秋中期，先民已能够完熟地使用圭表来确定二至（冬至、夏至）日，即，将正午表影最长的那一天定为“冬至”，正午表影最短的那一天定为“夏至”。如前所述，古人通过圭表测量正午时日影的长度，先确定冬至和夏至，继而确定回归年，即“一年”长度，并作为制定历法的最基础数值。

　　用圭表测影，用“表”上的中间刻度，当然也容易测定“春分”“秋分”的节点。所以，“二至”“二分”是最早被测定的节气。这就是《后汉书·律历志》所说的：“是故日行北陆谓之冬，西陆谓之春，南陆谓之夏，东陆谓之秋。日道发南，去极弥远，其景弥长，远长乃极，冬乃至焉。日道敛北，去极弥近，其景弥短，近短乃极，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齐景正，春秋分焉。”

　　应该说明的是，从冬至、夏至开始发展出的二十四节气，其观测和确定，依据的是日影，实际上也就是依据太阳“视运动”的黄道轨迹，与月行（视运动）周期无关，这是中国传统历法中“太阳历”的部分。至于配合月相变化的朔望周期，古代历法是以置闰法来调整的，“十九年七闰”法，实际上，就是取日行黄道周期与月相朔望周期的“最小公倍数”。古代历法由此发展出“章”“蔀”“纪”“元”的计算与编制形态。十九年七闰，称为章；四章为一蔀，二十蔀为一纪，三纪为一元。（《后汉书·律历志》对此有较为系统的解说，可参看。）

　　冬至这个天文历法的节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在《周易》这部经典中，《复》卦的象数模式和义理思想，与冬至节气形成了密切的关联，具有丰富的文化蕴涵。

　　易学中，有一个影响广泛的易例，叫“十二辟卦”，又称“月卦”“候卦”“十二消息卦”，它既是汉代易学“卦气”说中的一个重要的类别，也是被汉代易家所广泛运用的具有独立性的易例。《周易》六十四卦中具有特殊卦形的十二个卦，分别为：《复》《临》《泰》《大壮》《夬》《乾》《姤》《遁》《否》《观》《剥》《坤》，它们的阴阳爻画构成了有规律的递变形式，古人将其按顺序排列，用以值配一年十二月，含有显示自然万物“阴阳消息”的象征意义。“十二辟卦”以圆图形式呈现，其图如下所示：

　　（十二辟卦）

　　上图中阳盈为息，阴虚为消。从《复》卦之“一阳来复”到《乾》卦之纯阳，为“息卦”；从《姤》卦之“一阴初消”到《坤》卦之纯阴，为“消卦”。《乾》《坤》两卦则称为“消息之母”。据考证，“十二辟卦”的易例，来源甚古，其说首见于《归藏》。从西汉到晚清，历代易学家大都采用此例，影响很大，甚至外溢出易学范围，成为传统文化的常识。

　　从十二辟卦图中可以看到，《复》卦对应的月份，正是子月。子，是十二地支（由古代“十二辰”演变而来）之首。先秦时期，古人已将冬至所作的月份定为子月，周朝曾将子月（冬至所在月）定为岁首，也就是《诗经·豳风·七月》中所显示的周历（该诗中，同时使用夏历称谓）。《左传》特别地在僖公五年和昭公二十年记载了“日南至”，即冬至点。古代历法制定，也特别重视冬至，如，中国现存留的第一部有完整系统数值的历法《太初历》，它的制历起点，据《汉书·律历志》记载，汉武帝元封七年（公元前104年），“复得阏逢摄提格之岁，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岁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新正。”遂改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诏用邓平等所造八十一分律历，即《太初历》。《后汉书·律历志》也提到：“律首黄钟，历始冬至，月先建子，时平夜半。”天文历法作为文明肇始的渊薮，其中的核心要素——冬至节点，必然在诸多文化各领域中留下深刻烙印，产生重要影响。

　　冬至节气，是太阳视运动的动态“折返点”。冬至是“日南至”“日短之至”“日影长之至”，同时，又是阴极之至，阳气始生，是阴阳二气扭转变化的节点，自冬至起，天地间阳气开始兴作渐强，这阴消阳息的形态和义理，都与《周易》的《复》卦相同、相通。

　　《复》卦是《周易》第二十四卦，从卦序上看，《复》在《剥》卦之后，《序卦传》说：“物不可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就是说，事物不可能终久剥落穷尽，必定是穷尽于上，回复于下的，所以，《剥》卦之后，《复》卦承接。《复》卦的形态，本就极具鲜明特征的：一阳在下，五阴在上。而且，《复》卦也被赋予了动态的变化。这种形态，与冬至节点阴阳二气转变的态势确有相同之处，可以说：《复》卦值配子月，节气应于冬至，五阴之下一阳生，呈现阳气回复的气象。

　　再从《复》卦的卦象、卦辞以及《彖传》《大象传》来看，卦象为下震上坤，呈现雷在地中之象，象征广袤的大地中，正在孕育蓬勃的生机，也预示事物正气回复、天下品物咸亨的情状态势。《复》卦辞曰：“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彖传》以“刚反，动而以顺行”“天行也”“刚长也”来阐释卦辞，仅就其与冬至节气点联系来看，也在义理上形成融通。阴气至极而衰，阳气复归萌发，虽然五阴一阳，初九这一阳爻看似势单力薄，但它却符合天道循环的规律，蕴含着强大的生命力，充满勃然不可遏止的生机。正因如此，《彖》辞最后赞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意为：回复的义理，体现出天地孕育化生万物的本心啊！这句话，引发了历代易家丰富的联想和阐释。以《复》卦与冬至的节点相联系，更有《大象传》明确的说法：“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复》卦与天文历法的冬至节气相联系，从而具备了涵摄天地人融通的意涵。古今易学家，围绕三个方面（卦辞的“七日来复”，《彖传》的“天地之心”，《大象传》的“至日闭关”）所作的阐释非常丰富。汉代易学的象数学，吸纳天文历法的数值，对《复》卦卦爻辞及《彖》《象》传的解说，很多都与天文历法、冬至节气直接相关，如京房、郑玄、荀爽、虞翻等用卦气说的六日七分法、十二辟卦、八宫卦例、律候气等解说。当然也还旁涉到其他领域，如《大象传》“先王以至日闭关”句，《后汉书·礼仪志》引以为据，说：“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后省事。绝事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绛，至立春。”这是施行于礼仪制度。朱熹《周易本义》解说《大象传》时说：“安静以养微阳也。《月令》：是月斋戒掩身，以待阴阳之所定。”这又侧重于养生之道。

　　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对《复》卦，上承汉易象数学余绪，仍涉及天文历法的解说内容（如：注疏“七日来复”“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至日闭关”等），同时，也开辟了义理阐解的路径。

　　到了宋代，宋儒对《复》卦的解读，转向了借此卦以明“天道”之“本体”的义理探寻、哲学思考上。“复，其见天地之心乎”一句，不仅成为宋儒将天地化育万物之“仁心”与人类美善纯正之“良心”相牵合融通的联结点，而且将《复》卦从阴阳二气变化之“枢纽”引申为人性善恶变化之“枢纽”。例如，程颐在《周易程氏传》中说：“为卦一阳生于五阴之下，阴极而阳复也。岁十月阴盛既极，冬至则一阳复生于地中，故为复也。阳，君子之道。阳消极而复反，君子之道消，极而复长也，故为反善之义。”程颐是将“冬至”的天文历法节点，天地自然规律，与伦理观、心性论相联系，作义理解说，颇具特色，在宋明易学义理派中具有代表性。王阳明读易研理阐论心学，也重视冬至与《复》卦融通天地人的意蕴，例如，他的《冬至》诗写道：“客床无寐听潜雷，珍重初阳夜半回。天地未尝生意息，冰霜不耐鬓毛催。”可以看出，其诗句与《周易》中《复》卦的理趣相关。

　　当然，就天文历法、物候气象来说，冬至，阴气盛极，阳气始复，人人可以感知的直观表现是白昼渐长，黑夜渐短，但是在气象，冬至并不是最寒冷的时候（由于地表尚有“积热”），真正的严寒在冬至之后，后面还有两个节气：小寒、大寒。（就像夏至并非最热的时候，之后还有小暑、大暑。）《复》卦虽然有初九爻代表阳气回复，确立了阳气增长兴盛的趋势，但仍有前进中的曲折、盘旋。阳气回复，阳之能量初萌，不会马上消阴；股市回升，将要由亏转盈，仍有下跌余波；事态扭转，由乱而治开始，还将存留动荡……历法与气候，易理与事例，应该都可以对我们有所启发。但是，无论如何，在经历了关键性的扭转节点之后，蓬勃向上的阳气已经开始蓄势而发了！

　　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立春”特稿】  “三阳开泰”与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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