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首流传甚广的倍受喜爱的诗歌，名为《见或不见》，有好几年被误认为是仓央嘉措写的情诗。原诗如下

　　你见，或者不见我

　　我就在那里

　　不悲不喜

　　你念，或者不念我

　　情就在那里

　　不来不去

　　你爱或者不爱我

　　爱就在那里

　　不增不减

　　你跟，或者不跟我

　　我的手就在你的手里

　　不舍不弃

　　来我怀里

　　或者

　　让我住进你的心里

　　默然相爱

　　这首诗以从容不迫和有力的自信表达了对自己的爱的情感的执念，其信念的源头是主观的，方向则是单向的。叙述者向他人表达自己的情愫，而不论对方是否相信，也不论对方是否有回应，亦即是否与他或她相向而行。这样的爱情就有了因信称义的坚定。由此，人就由自己情感的坚定而确认这种爱的相互性，而不论对方是否爱他/她，更无论是否同样爱她/他，爱已经成为一种超越行为甚至意识的客观实在，尽管最终还是要回到心里。

　　这是以爱情的坚定来表达信念，信念是一种明证，而不论悲喜如何，念及与否。在历史上，德意志浪漫派曾经以爱情来比喻或表达自己的宗教热情，而当认为单纯的情感不足够时，就直接以爱欲行为来描述自己的难以用语言表达而又不得不表达的强烈宗教欲望和狂喜。现在我们知道，这首《见或不见》的作者是一位汉族的佛教徒，法名为扎西拉姆，俗名是笑靖。这首诗所表达的是她对佛的至念。

　　今天在汉语哲学界，我们看到两种宏观地谈论和评价哲学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哲学已死，但哲学学科却蓬勃发展。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哲学无处不在，无远弗届。前一种观点以最近在网络上流传甚广的张志伟的论文为代表， 后一种观点则可以江怡这本《时代问题的哲学分析》为代表。张志伟立论的主要根据是，在现代，科学与哲学分离，哲学趋于过分的专业化而自娱自乐，大众文化兴盛而传统文化衰落。通观江怡的著作，从政治、文化到人工智能，无处不充满着哲学和哲学问题。江怡还强调了哲学界流传的一个持久的信念：哲学是时代的先导。不仅如此，当今国内哲学界流行的话题，如人工智能、未来哲学、如何做哲学、文化自觉、新启蒙等，都在江怡的讨论范围之内。

　　这两位观点鲜明的教授，一位认为哲学在现代社会失去了核心关切而自艾自怨并自娱自乐，一位认为哲学在今天依旧一马当先，一往无前。前一种态度是自我批评和自我反思的。近年来，许多哲学教师纷纷开设批判性思维课程，而以哲学本身为对象的批判性反思，正是最好的案例。哲学的自身反思，除了理论研究之外，应包括对哲学自身活动和现象的客观的和无情的思考。陈建洪曾经举办过一场哲学社会学会议，把哲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实在来研究。另一种态度多少继承了哲学君临一切的传统，当然，比起哲学王和哲学为一切科学和知识的基础的古典态度则要谦逊得多，但它依然认为，单单哲学，甚至单单科班出身的哲学学者，依然能够发挥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其他学科指引正确方向的作用。这是哲学无批判的自信。不过，江怡的态度是有批判的自信。

　　我曾经为人文学科设计过一个思想实验，它也适用于哲学。试想，在未来的某一天，一切哲学教育的机构和人员都不复存在，自然，也没有什么专业的哲学家。在这样的情况下，哲学问题是否还存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其他人文学科在它们的研究中是否依然还会遇到超出其专业范围的难题？从事任何其他专业或行业的某些人，是否还会遇到一些当时的任何学科都不作探讨不给回答的疑难？比如，知识是否有确定性以及如何理解这种确定性？我们如何理解各种原理、规律的性质，以及最后，这个宇宙的性质？一个公正且合理的社会的基本原则及其标准是什么？或者意识是什么，它大于语言吗？一些人必然会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而在这些人中有一些人就会投身于这些问题的研究。于是，一些以研究这些问题为自己的乐趣，甚至以此为业的人就会出现。他们先前可能是物理学家、经济学者、政治学教授，或者简单地就是文艺青年。不过，困扰他们的问题很可能不是以上述的形式和方式提出来的，因为他们并没有阅读过我们现在的那些哲学著作，也没有受过所有那些我们熟悉的哲学教育。但是，我现在确实也无法设想，他们会以什么的形式和角度提出与上述疑难类似的问题，或者被今天的哲学人视为哲学的那些棘手的问题。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们一定会以与今天大不相同的形式、面目出现，并且它们必定也会与研究者的专业背景密切关联，甚至融合为一。哲学事业的这种新的形式和现象已经在一些地区出现。哲学系的教授已经不再是清一色的纯粹哲学的学者，许多人同时就是物理学者、数学教授或生物学家。与之相应，哲学教育也将要从根本上发生变化。由这个思想实验，以及它的可能推论，重新理解和定义哲学就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

　　既有哲学的传统的或惯常的趋向是回到古代为现代提供解决方案。但是，很显然，这种以过去的经验和药方来诊断治理现代的症状和疾病的做法虽然很有诱惑，也有强大的惯性力量，却通常是难以奏效的。人们只有面向未来才能解决当下的问题，这也就是所谓的现代性的根本特征，而它一直为人们所忽视。所谓面向未来解决当下问题也就是把当下问题挪到未来去解决。就此而论，现代性就是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做出确定的规划。这是极其困难的任务和巨大的挑战。回到过去的习惯，所谓密纳发的猫头鹰在黄昏才起飞的自诩或自我定位，使得哲学常常扮演事后诸葛亮的角色。当然，哲学无法单独面对当下的问题和未来的挑战，只有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其他人文学科融合在一起，才能担负起为解决当下问题的未来方案作出贡献的重任。

　　无疑，哲学有其鲜明的独特性。数学、物理学和其他自然科学本身没有价值上的好坏之分，而哲学的实践部分却向来就受到好坏的价值评价（诸如柏拉图的等级制、海德格尔的纳粹观念），在今天，人们的实践观念的分歧也达到了空前的地步。我们也看到，在先前甚至形而上学、知识论和心灵哲学等也被视为可以做好坏的判断的。哲学这个不同于数学、自然科学甚至其他社会科学的性质和特点，正是哲学之所以形成的渊源。反过来说，这原本就是人类智能自然而然且必然会产生的反思和判断，尽管它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以我们今天并不熟悉或意料之外的方式形成。这正是前面的思想实验之所以成立的根据。

　　我们在汉语世界讨论哲学的这些根本问题，环顾四周，却面临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即中国的现实问题不在当代中国哲学的视野之内，或者说落在了批判性的思维之外。这也正是哲学死了而哲学学科热火朝天的判断之所以形成的重要原由之一。

　　当代的现实，包括中国的现实和思想之所以受到这样的对待，其根由并不仅仅限于人们所想象的那些表面现象，实际上还源于更为深层的习惯。当我们缺乏勇气的时候，总是愿意将原因诿之于外在的现实，而难以切入观念的底层。缺乏深刻的自我批判与缺乏人类视角的普遍关怀的哲学研究和思考，就始终会是一种虚无缥缈的感东西。凌虚蹈空，王顾左右而言他，似乎成了当下哲学思考的基本定式，久而久之竟然成为了一种哲学素养。

　　我们看到，江怡的《时代问题的哲学分析》着眼于当今人类所遭遇的许多问题，通过多篇论文将这些问题一一列举出来，因此，该书具有广阔的视野和胸怀。中国居于在这本著作所说的时代之中，因此，所有这些时代的问题同样也是中国的问题。在此书中，江怡谈到了中国哲学的现状和任务，谈到了从文化自觉到哲学自觉的路径。这些宏观的论述无疑很有指导意义。

　　但是，当我们仔细地反思《时代问题的哲学分析》的论述时，又不得不指出，中国复杂的现实和纷繁的观念其实也落在该书的批判性思维之外。新冠疫情是当今人类的大事件，更是当代中国人的沉痛经历，我们完整地经历了整个新冠时代，从举国抗疫到今天的自主抗疫，每个人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这个过程几乎以理想实验的方式展现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运作方式及其独特之处。但该书关于疫情时代的哲学意义全来自西方人民的反思，中国的经验、现象和意见则落在孙山之外。当然，我们也要体谅，疫情时代的作者主要是在美国度过的。

　　江怡主张中国哲学的自觉，而任何时代的哲学如果是自觉的意识和批判，那么它的对象和任务始终就要落实在现实的问题和真实的现象之上，中国人的现象和中国的意见倘若不在自觉的中国哲学之内，中国哲学的自觉就会成为一种自我反讽。就此而论，我们期待江怡教授的“时代的哲学再分析”。

　　哲学就在那里，无论谁去研究，以什么方式研究；更准确地说，哲学问题始终就存在那里，它的意义、作用和影响会因不同的思考和研究方式以不同的程度从不同的维度崭露出来，而无论某个特定的群体见或不见，爱或不爱，它就在流动在人类的血液里，植根在人类理智中。

　　（本文根据“江怡新著《时代问题的哲学分析》”研讨会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