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怡教授在新著《时代问题的哲学分析》中讨论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都围绕着哲学与时代的关系展开。虽然这本著作是多篇文章的合集，这些文章的写作时间跨度长达十年（从2011年到2021年），但其主题上的汇聚性还是非常突出的。江怡教授一方面在试图理解这个时代，为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把脉，另一方面，则一直在试图为哲学在当前时代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本文集分成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哲学与时代”，在时代与文化视野下审视哲学，从而为哲学建立一种自我意识；第二部分“时代与思想”则用十篇纵览性的文章，勾勒出了包含当代哲学在内的哲学史与包括当代文化在内的文化史相互交织的图景；第三部分“时代与哲学”则用十篇文章有选择地处理了现时代为哲学提出的几个问题，这些问题既是时代性的，又是哲学性的。读者可以看到一个从大到小聚焦的过程。第一部分从哲学本身一般性地讨论哲学与时代的关系；第二部分则关注哲学与时代的互动，更为具体生动地刻画当前的哲学思考和哲学活动；第三部分则拉近焦距，把注意力集中在因为时代的发展而带来的哲学问题上。这样一种递进的结构，在体现了作者宽阔的理论视野的同时，也展示了作为一个分析哲学家处理具体细节问题上的分析素养。

　　这部著作涉及了很多值得展开讨论的问题，比如语言与心灵的关系问题、人工智能意识问题、围绕新冠肺炎疫情展开的哲学问题等等，但限于学力和精力这里无法涉及。我准备在这里简单讨论一下由简单性原则引发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江怡教授在第三部分第八篇文章“对当代科学的哲学反思与未来哲学的期望”一文中提出的。这篇文章宏观地描述了当代科学的基本特色，并以此为基点重新审视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而我之所以对简单性原则感兴趣，是因为它关系到知识的系统性。简单性就是系统性的一种体现。我的兴趣是知识论上的。我想弄清楚知识形成系统的机理是什么，江怡教授的论述富有启发。

　　这里我先叙述这篇文章的思路，以此为背景说明简单性原则的作用，最后阐述我对这个原则的理解，以及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如何看待科学与哲学的关系。

　　在江怡教授笔下，当代科学的基本特点是强势。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扩张其研究范围的同时，它强势地侵入了原先属于哲学的领域，并包揽了原来哲学家所关心的议题，例如人类的福祉问题、知识的根据问题以及人类的未来问题。面临这样的压力，哲学家必须思考自己的处境。江怡教授区别了两种相反的立场，即“科学万能论”和“哲学特色论”。出于阐明观点的需要，这两种立场作为对当代科学的回应被设置成非此即彼。“科学万能论”主张以科学取代哲学，“哲学特色论”则在强调科学与哲学彼此区别的前提下，坚持认为科学对哲学的工作没有发言权。江怡教授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即相互区别的双方的合作关系。

　　这涉及到关于科学与哲学本性的实质性的论述，比如哲学区别于科学的地方在于，追问真假始终是科学研究的目的，而确定意义则是哲学研究的任务。……哲学研究的特点不是寻求普遍的知识，而是为获得普遍知识提供意义根据。

　　这样，哲学研究是为科学的发展提供思想上的限度，确保科学研究明确自身发展的范围，或者说是让科学研究者知道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哲学家们的主要工作不是为科学的发展提供逻辑论证和概念支持，而是考察和清除科学发展中存在的理论难题和思想障碍，作科学发展道路上的清道夫和提醒者。

　　对简单性原则的界定是这样的：

　　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研究的简单性原则，就是确立一切研究的归一性或统一性。从表面上看，这种简单性原则在思维方式上似乎与传统的形而上学追求有所雷同，但在科学研究中，这种简单性并非是对终极因的哲学追问，而是出于便利目的而对研究对象的统一性规定，如确立标准和规范以满足不同认识者的不同需求。

　　这里的简单性原则明确地与马赫的思维经济性原则联系了起来。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奥卡姆剃刀原则（或者“剃刀原则”）也是简单性原则的一种形式。简单地说，简单性原则有两个要点，其一，它的目的是获得统一性，其二，统一性是为便利性服务，其目的不是“终极因”，不是“形而上学”。可以说，不是为了真理，而是为了有用，为了主体的主观需求。我猜测，在江教授看来，科学中的简单性原则区别于形而上学中追求统一性的那种目标，区别就在于它不追求真理，而形而上学是追求真理的。

　　这样界定了以后，简单性原则就和科学的一般目标，即追求真理，区别开了。于是江教授就可以说，当代科学通过坚持这种意义上的简单性原则，达成了一种转变，而正是这种转变威胁到哲学的地位：

　　近代科学伴随着近代工业的出现逐渐改变了这种科学研究的方式。虽然观察和实验依然是科学研究的主要途径，但这种研究的目的开始从探索宇宙万物的奥秘转向为满足人类生存之需要提供更多便利的条件，这样，科学研究就从自然的发现转向了技术的发明。在这种转变过程中，追求简单性和特殊性就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原则。

　　我理解，像人工智能以及虚拟实在这样的技术发明，已经不再只是科学的补充了。科学与技术的区别在这里需要重新审视。随着像计算机科学、认知科学这样的学科出现，科学表征性的方面逐步弱化，创造性的方面占据主导地位。在这种意义上，当代科学不再是从属于自然，即那种原初意义上的自然，而是旨在建立人工创制的世界，即江教授所说的“未来新世界”。简单性原则就应该是为这个目的服务。当人借科学为自然“立法”时，科学就拥有了哲学的地位，由此就有科学挑战哲学地位的可能性。

　　在前面的这个推理链条中，简单性原则处于从属地位。当人通过江教授心目中的当代科学研究创造世界时，真理就不再是最终占据主导地位的目的，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人的主观欲求。在传统形而上学研究中，真理是终极目的，它驱使人们去寻求知识的统一性。因此，人们设想有一种本原性的存在，它足以解释整个世界，这样，真理就体现为存在的统一性。江教授看出，这种意义上的统一性追求也可以体现为简单性原则。然而，这只是简单性原则中的一个。按照江教授的陈述，这里还有另外一个简单性原则，即基于人的主观欲求的统一性。决定当代科学特色的，是后面这种简单性原则。这样，这两种简单性之所以起作用，是因为它们服务于不同的目的，即追求真理和追求便利。是这两种目的的此消彼长使当代科学区别于传统科学，简单性原则只是服从于这两种目的，它本身并不是构成区别的要素。

　　这些富于启发性的想法，我试着把它们组织起来，看能不能得到更多建设性的东西。现在有三个要点：

　　1. 哲学与科学的区别在于，科学追求真理，哲学关注意义；

　　2. 当代科学对哲学构成挑战的一个原因是，它遵从简单性原则；

　　3. 当代科学的特点是，它（而非传统科学）所遵从的简单性原则不同于以真理为目的的那个简单性原则。

　　江怡教授并没有想把简单性原则与哲学所关注的意义联系起来，但是，我认为如果有这种联系的话，就可以用当代科学的特色来直接解释科学对哲学地位的挑战。这个联系是很自然的。科学追求真理，但并不必然导致理解。比如，量子科学现在已经很成熟了，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无数成熟技术，但人们并不理解量子力学。人们无法把像量子纠缠这样的现象放到我们的世界图景中，使其与其他部分协调起来，更不用说建立统一性了。要建立这种统一性，就需要哲学工作，这就是量子力学哲学的任务。量子力学的哲学部分就是以理解量子现象为目的的。

　　这里，理解、意义以及系统性是彼此联系的。理解与意义相关。理解一个概念，就是知道这个概念的意义。理解与系统性也联系在一起。理解一个事物，就是把它与其他东西联系起来，可以说，是把这个事物放到某种世界观中，让它在其中占据一个确定的位置。意义与系统性的联系在语言哲学中也能得到支持。意义整体论就体现了一种直觉，即只有放到一个语言整体中，一个词语才能谈得上有意义，因为当我们要解释它的意义时，就要诉诸其他词语。所以我们可以说，要获得词语的意义，就要建立一个语言系统，以便让我们能够进行推理，能够断定什么是必然的。现在，既然简单性原则就是要寻求系统性，对意义的追求就因为要寻求系统性，而要求满足简单性原则了。

　　这样，简单性原则与意义之间就通过系统性建立联系——简单性本质上就是对系统性的追求，而意义则以系统性为条件。如果这样，哲学与科学的区别就有了更加具体的内容，哲学对于意义的关切，就体现为对知识系统性的追求，其标准之一就是简单性。而科学，则是这个系统之内的运作。于是，如果当代科学真的以简单性而非真理性为目的，真的去对知识的系统性本身下手，那就是在觊觎哲学的地盘了。

　　然而，考虑到前面的第三个要点，情况变复杂了。这两个简单性原则，一个服务于真理，另外一个则服务于实用的目的。前两个要点所要求的简单性原则要求与意义联系，那么，这两个简单性原则中的哪一个与意义联系呢？直观上看，反倒是以真理为目的的简单性原则会与意义联系，因为真理与意义是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句子是真的，这以其具有意义为前提条件，这样，如果我要追求的是真理，那么首先需要处理的就是意义。

　　但是，如果这样，江怡教授提到的当代科学对哲学的挑战，就不是来自于他所想的简单性原则，即基于实用目的的简单性原则。我认为他的思考方向是正确的，需要的仅仅是补充一个逻辑环节，即把两个简单性原则按照某种方式连接起来，这样就只有一个简单性原则了。这个想法来自于《逻辑哲学论》，为了说明其要点，需要与罗素理解的剃刀原则进行比较。

　　无论是思维经济性原则还是剃刀原则，其所要求的都是尽可能紧致的系统性或统一性，而这本身就体现为简单性。奥卡姆剃刀的作用就在于去除冗余的部分，从而展现各结构要素的必要性，而这种必要性是由什么决定的，罗素自己并未明确说明。不过可以从他的一些论述中找到回答。

　　罗素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即那些冗余的、被剃刀所剃掉的东西是否存在。他的回答是不置可否。在他看来，出于解释的必要而需要承认的东西就得承认其存在，而没有必要承认的东西就不承认，而这不等于说是否认其存在。罗素的理由是，剃刀原则是一个避免风险的原则。承认的实体越多，就越容易产生错误，而减少实体，也就降低了犯错的风险。

　　然而，如果简单性是为真理性服务的，他就应当回答说，被剃掉的东西并不存在。因为只有在存在与否得到确定，我们才能谈得上真假。

　　无论是罗素还是马赫，简单性原则都是在真理性目的之外起作用。他们允许两个在真理性上相当的系统（所谓在真理性上相当，就是说两者都可以得到相同的知识，并对这些知识的真值给予相同的判断），其在简单性方面不同。这里的简单性就是用其他标准衡量得到判断的。这种真理之外的标准在马赫那里是经济性，江怡教授说是便利，或者是实用。

　　这个想法在维特根斯坦那里遭到了否定。在《逻辑哲学论》5.47321中这么说，

　　奥卡姆剃刀当然不是任意的规则，也不是为实践上的成功所验证的警句，它其实是说，没有必要使用的记号单元是没有指称的。

　　为同一个目的服务的记号在逻辑上是等价的，没有目的的记号在逻辑上没有指称。

　　对于马赫和罗素，简单性都有一个外部的目的。对马赫，简单性服务于经济性，对罗素则是引发错误的风险。这样的外部目的在维特根斯坦这段话中遭到了否定。他说，简单性不是为实践上的成功所验证的原则，其意思就是，我们不是因为外部效果而选择简单的系统。这层意思在前文中得到呼应。在5.473中维特根斯坦说，“逻辑必须自己为自己负责”，这样就排除了外部目的的作用。在5.47321中所提到的目的，就应该是由系统本身界定的。如果系统中的一个要素是必要的，这种必要性就体现为，这个要素服务于其目的，而这个目的由其与系统其他部分的衔接关系决定。这样的目的就是功能。

　　与罗素的剃刀原则不同，在维特根斯坦那里，不合乎简单性原则的东西就不具备指称，这意味着相应的实体不存在。这样，简单性就与真理性联系起来了。我们可以利用意义整体论，让意义、指称以及真理这样一些东西受制于知识系统，与此同时，让简单性来充当构建系统的指导原则。这样，我们就完成了江怡教授所需要的那个逻辑环节，即把两个简单性原则衔接起来。我们只有一种简单性，它决定了概念的意义。

　　（本文根据“江怡新著《时代问题的哲学分析》”研讨会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