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开启了文明自觉，而脱离了经学的中国哲学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建构当代中国哲学形态，中国传统“经学”则应该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突破口。2021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网合办的“哲学的殿堂——2021年度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名家讲座系列”反响热烈。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杨庆中主讲的“《周易》古经对孔子思想的影响”反响很大，触动听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和中国哲学基脉的关注。为回到元典，重新梳理传统思想发展的脉络，以求获得启迪，获得来自本原的力量，中国社会科学网哲学频道编辑对杨庆中进行了专访。

　　学者简介：杨庆中师承著名中国哲学专家、佛学家石峻教授，是中国哲学研究、尤其是先秦哲学和易学研究的杰出学者代表。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学院教授，国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学学刊》主编，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国际易学联合会副会长。出版有《二十世纪中国易学史》《周易经传研究》《周易解读》《周易与人生》等。

　　【中华文化与文明探源】【专访】杨庆中：《周易》与中国哲学（上）  

　　【中华文化与文明探源】【专访】杨庆中：《周易》与中国哲学（中）  

　　【中华文化与文明探源】【专访】杨庆中：《周易》与中国哲学（下） 

　　中国社会科学网：《周易》是一部怎样的书？它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价值如何？

　　杨庆中：《周易》是一部经历圣人之手最多，编纂时间最长的一部书。《汉书》谓之“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三圣即伏羲、文王、孔子。汉代儒生又加上了周公，那就是“四圣”。史载伏羲画八卦，为《周易》的创制提供了文化资源。文王重八卦为六十四卦，为《周易》建构了一个符号系统。文王之前已有重卦，文王应该是在已有重卦的基础之上对六十四卦的卦序做了新的安排。周公的贡献是为六十四卦符号系统系卦爻辞。周公于摄政期间在文化建设方面有个大手笔，就是“制礼作乐”，把他父亲留下的这套符号系统进一步完善，系上卦爻辞，可能就是“制礼作乐”的内容之一。最后是孔子作《易传》。《易传》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一部系统解释《周易》的著作，如果没有这本《易传》，今人可能基本上是看不懂《周易》这本书的。这样说来，《周易》是经历几千年，由几代圣人相继努力才完成的一部著作。

　　关于《周易》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价值，已故著名史学家李学勤先生有一个说法，很值得参考。李先生在为朋友的一部易学著作所写的《序》文中说：“现在大家都认识到传承和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传承与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必须溯其始源，探其根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学术内涵，即所谓国学。国学的范围也很宽广，不过从历史角度来说，就是我近几年反复在讲的‘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这里我想再加上一句：‘经学的冠冕是易学’。”李先生的话很耐人寻味，也与传统经学视《周易》为众经之首的观点相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说，《周易》是中国古代学术核心的核心，没有比它更核心的了。

　　正因为它是核心，所以在古代它也是知识分子的哲学教科书，老子应该是研读过《周易》的，孔子晚而喜《易》则见于史载。到了经学时代，几乎所有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都是易学家，随便举几个例子，如董仲舒虽然以公羊学闻名，但也是易学家。对地震很有研究的张衡是易学家，还写过易学方面的文章。魏晋时期的王弼是一位青年易学家，他的《周易注》在历史上的影响非常大。数学家祖冲之是易学家。宋代的欧阳修，是史学家，也是易学家。他写过一本书叫《易童子问》，这部书在民国时期产生过很大的影响，郭沫若、顾颉刚等都曾引用《易童子问》里边的一些观点来怀疑《易传》与孔子的关系。欧阳修之外，苏轼写过《东坡易传》。至于北宋五子，就更不用说了，都是一流的大易学家。程颐一辈子就写了一本书——《程氏易传》，这本书对理学的影响很大。其他像南宋的朱熹、陆九渊，也都是易学家，朱熹著有《周易本义》、《易学启蒙》，都是很有影响的著作，陆九渊虽然没有易学专著，但在他的书信集里边多次提到《周易》。明代中期的王阳明，在狱中读《周易》而开悟……。总之，从老子一直到民国之前，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是易学家。

　　其实，抛开经学，从更广泛的文化视角看，我们还可以透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的一段话来谈《周易》的价值：“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易》说至繁。”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周易》所包含的道理至广至大，无所不包，主流（经学）的不说了，旁及的像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韻学、算术，以至于道士炼丹等，都可以“援《易》以为说”，也就是都可以用《周易》的理论来加以解释。这说明什么？说明《周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基础、理论基础。所以在古代各行各业都学《周易》。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基础，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哲学教科书，就这三点就足以说明《周易》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网：《周易》有这么高的学术价值，为什么许多人视《周易》为“筮占之书”呢？

　　杨庆中：《周易》本为筮占之书，但三代的筮占，是主流意识形态，是帝王决策的重要参考之一，《尚书·洪范》“稽疑”条目下说得很清楚。西周时期，卜筮掌于史官之手，为天子服务。那个时候学在官府，只有贵族子弟才有受教育的机会。这种情况到了西周末期，尤其是春秋时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周天子权威旁落，力量不断削弱，甚至还不及一些大的诸侯。于是在他身边谋职的这些世守之官，开始散落到民间或各个诸侯国，这叫“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孔子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兴办私人教育的。在招生对象方面，孔子突破了原来的官办模式，提倡有教无类，什么贵族、平民，只要交学费，都可以受教育。孔子是我们教育工作者的祖师爷。也正是在这一“学术下移”的过程中，《周易》的性质开始不断发生分化。一方面，一些史官继续用《周易》进行占卜；另一方面，一些史官开始把他作为经典，不占而直接引用其中的卦爻辞，作为分析问题的根据。这后一方面的倾向很值得关注，开了《周易》经典化的先河。也就是说，《周易》这样一部典籍，有卜筮的外衣，又包含丰富的人生智慧，二者在春秋时期开始发生分化，一方面继续被用作卜筮之用，一方面它的人存的智慧，即人文主义的思想也开始渐渐地从卜筮之用中独立出来而受到人们的重视。

　　卜筮与人文思想的进一步分化始于孔子。孔子早年对筮占层面的《周易》不太感兴趣，他曾谆谆告诫弟子：“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浅者卜筮之繁。”意思是说，德行差的人才拼命地祭祀，智谋浅的人才拼命地占卜。孔子晚年再读《周易》，发现这部书不单是讲筮占，里边还有“古之遗教”，有“德义”可观，孔子对此进行了发掘。从《易传》和相关的出土材料可知，孔子解释《周易》，主要凸显或者主要是强调《周易》里边的“德义”。至于筮占，虽然没有予以否定，但也没有发挥。这样，在孔子之后《周易》就进一步分化了：一方面筮占的系统逐渐脱离《易》的系统，而更加术数化了；另一方面，儒家知识分子透过《周易》讲哲学，甚至提出“会《易》者不占”的观点。到了汉代，《周易》被立为经，孔门易成了主流，这一点在《汉书·艺文志》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汉书·艺文志》就是汉代见存图书目录分类汇编。在这里面，它把占卜的《易》与人文义理的《易》分开，前者归入“术数”类，后者归入六艺（经学）类。而且在经学中，《周易》还被奉为众经之首，被视为诸经之源，而受到经学家们的重视。

　　经学与术数的关系，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有点像人文与科技的关系。历史上有一些易学家知识比较丰富，他们既通经学《易》，又通术数《易》，如西汉著名经学家京房就是一例。这就好比西方哲学史上有一些大哲学家，既是哲学家，又是数学家或者科学家一样，我们不能因为它既是哲学家又是数学家，就把他的数学等同于他的哲学，或者把他的哲学等同于他的数学。同样不能因为京房既懂经学《易》又懂术数《易》，就把京房的术数《易》等同于京房的经学《易》，这一点是需要说明的，因为很多人在这一点上有误解。总之，说《周易》是筮占之书也好，说它是哲学书也好，都有道理，但都不全面，因为它是两个方面都包括着的。重要的是，这两方面在春秋时期开始发生分化，然后各自又独立发展出了不同的知识体系。上世纪初叶，古史辨派打破经学，开创了学术研究领域思想解放的新局面，但是也留下了一些遗憾，比如说打破了经学的观念，却把经学的《易》等同于术数的《易》，而同时又视术数为方术迷信，这样就给人一种印象，《周易》是一部迷信之书。所以一提到《周易》，很多人，包括一些文化人都会首先想到卖卜算卦。这样是比较可悲的。

　　中国社会科学网：通过易学的发展可以进一步探寻《周易》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那么，易学研究史上有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特征是什么？

　　杨庆中：我们可以换一种说法，易学发展有几个阶段，大致来说，可以分为先秦易学、两汉易学、魏晋隋唐易学、宋明易学、近代易学。当然各个阶段又可以分出一些小的阶段。从《易》的产生到孔子赞《易》有三个阶段：巫之《易》、史之《易》和孔门《易》。孔子到汉初这一段时间的传承，《史记》《汉书》都有记载，但细节不详，可易学在这一阶段的发展却十分关键，《易传》就成书于这一时期。同时，这一阶段内，巫之《易》和史之《易》也一直在发展，这一点从出土秦简文献中日书之类的材料特别发达，以及《吕氏春秋》《淮南子》，孟熹易学、《易纬》中都能梳理出一些蛛丝马迹。很可惜，材料太少，细节不清楚。

　　汉代易学的最大特点是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宇宙论比较发达。汉代经学的问题意识源于武帝刘彻的重大理论关切，大儒董仲舒以天人感应为哲学基础作答，奠定了西汉经学的理论格局。孟京易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登场的。他们试图把《周易》与当时最先进的科学——天文历法结合在一起，建构一个推演阴阳灾异的逻辑系统，以推演社会人事之吉凶。值得注意的是，天文历法面对的是自然的必然性，或者说是根据对自然必然性的理解而建构的一套体系，用《周易》来整合这一套体系去谈社会政治问题，实际上等于是把人的社会政治活动降低为一种自然的必然性行为，这对人的社会政治的人文性多少是一种摧残。另一方面，由于汉代学者奉《周易》为圣经，故又常常以六十四卦规范天文历法，这对天文历法所具有的自然的必然性多少又是一种扭曲。

　　两汉之际，“易纬”兴起，《易纬》的成书，主要也是在这个时期，当然其各篇所依据的材料，有的可能比较古老，但基本上是对西汉象数易学的一个系统化，也可以称之为“西汉易学原理”。《易纬》主要是总结西汉以来用于解释或者扩展经义的那一部分易学内容的。《易纬》有很明显的本源意识、哲学意识，比如对三易的探讨，基于筮法而对太易、太初、太始，太素等等的探讨，以及对于中华文明发生史的探讨，作者总是试图找到一个最可靠的，或者说是早到不能再早的起点。由于《易纬》对西汉象数易学的这样一种哲理化，所以东汉时期的易学家，如郑玄、荀爽、虞翻等，开始把《易纬》中的一些思想转化为解经的体例来注释《周易》，形成东汉易学的特色。

　　汉魏之际，知识界的致思理路出现了宇宙论向本体论的转向。这一时期东汉易学的传统风韵依然，但最能反映时代特色的乃是王弼易学。王弼回归《易传》的解经系统，一改汉代象数解易的传统，提倡得意忘象，史称义理易学。唐初孔颖达撰《周易正义》，以王弼的易学为主，再整合两汉象数易学的一些理论，为汉晋易学向宋易的过渡搭建了桥梁，奠定了基础。

　　宋代易学，透过道教的接引，创建图书易，传承了汉唐宇宙论；透过佛教尤其是华严宗、禅宗的启迪，传承王弼的义理易，拓展了传统本体论的深度。南宋大儒朱熹在理本论的基础上整合图书易和义理易，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易学体系。明清易学在朱熹易学的规模内有所发展，但理论的创新不大。清代也有个别学者尝试借用一些西学的知识来解《易》，如焦循和方以智等，但没有形成一个新的解《易》范式。清代经学研究中方法的自觉是一个特点，因此文献学特别发达，经学家做文献的目的是为了求经学之“是”，而这种文献学却为民国时期的打破经学提供了方法的支持。

　　中国社会科学网：从《周易》中看，人类自身灵魂与肉体的最真切的诉求和呐喊是如何呈现的或者是如何表现的，人类早期的知识形态是如何开始的？以何种方式表达？

　　杨庆中：这是一个比较刺激的话题，也很富有挑战性，以往的易学研究，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提出问题，但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谈到人的肉体与灵魂，肉体受必然律支配，灵魂受理想引领。前者是自然，后者是应然。二者之间的关系是自然与人文的关系。《易传》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是说，观察天上星象运行的轨道，来辨察季节的变化；观察人伦、政治的运行规律，来教化成就天下。你看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人文”这个概念，但中国思想史上并没有出现过人文主义思潮。这主要是因为自然与人文之间的内在张力不大。《周易》视天地为万物及人的本原，古代思想家在建立人和社会的价值基础时也都是回到天地这个本原。但由于天地之生人及万物不是有意为之，所谓“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所以他从来不给人立规矩，不会让人感到压迫感，而且他的“生生之德”还让古人体会到了宇宙之爱。所以《周易》和先哲努力的方向是如何追求必然与应然的合一，以使人的存在更加具有合理性，并在这种合理性的追求中成己成物。

　　回到灵魂与肉体的主题，中国古人追求灵魂与肉体的统一，就像追求自然与人文的和谐一样，这一点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中国人对超验领域不太下功夫，周公讲“以德配天”，把配天的责任全部落实到主体身上，从而淡化了对天的研究。孔子讲“不知生焉知死”，让人把如何活着放在首位，从而淡化了对灵魂世界的研究。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人对于人的生命的局限性没有认识，也不是不渴望超越这种局限，但这种超越不是透过超验世界的设计来完成的，而是透过现实生命的延续来完成的。古人有所谓三不朽思想，即立功、立德、立言，这些都是超越个体生命局限性的尝试。还有对生命繁衍的自觉，宗庙祭祀，香火延续，这些都是要在人的世界里超越生命的局限性。也因此，古人比较追求透过自身的修养而实现与自然的合一，这种修养所达到的境界不是内在的超越，内在不能超越，只能完满，完满之后，人的生命存在形式是否会发生改变？或者是与大化合一，同归于寂？古人没说。

　　中国古代文化源于巫史传统，巫在世界各种文明中都出现过，为什么中国文化的发展最后形成了这个样子？这个问题是可以研究的，可能与地理环境有关，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谈。至于说到人类早期的知识形态是如何开始的，可能从人类诞生的那一刻起，知识就开始发生了，巫就是最原始的知识形态之一，还有“史”。著名经学家金景芳先生说，三代的巫、史，“不仅是卜的职业家，而且还担当继承、传播与促进文化的责任。其中有不少人具有极为广博的知识。自今天看来，他们都既是宗教家，同时也是哲学家，又是文学艺术家、自然科学家，而且还活动于政治舞台。实际他们是拥有没有分化的全部科学知识。”巫史的身份特征也决定了知识表达的方式，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最早的知识形态应该是天文历法。

　　中国社会科学网：《周易》对中国人来说来说是耳熟的，但似乎很难说是“能详”的，今天我们如何走进《周易》，从中国的文化瑰宝中汲取智慧和寻找力量的源泉？

　　杨庆中：易学研究有一个特点，就是多学科、多视角、多层面交叉研究，因此走进《周易》有多种途径，比如大家可以从自己专业的角度入手进入《周易》。当然无论从哪个角度进入《周易》，都离不开对《周易》经传的研究。因为易学史上的很多问题都是从《周易》经传中引发出来的。

　　至于“从中汲取智慧和寻找力量的源泉”的问题，我们可以反问一句，为什么我们要从《周易》里寻找这些东西，这本几千年前的一部典籍，它里面是否有21世纪要找的那些东西？现实中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疑问，这也是经典诠释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也是为什么历史上人们总会不断地回归元典的问题。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遇到一些新的问题、新的困惑，当想要解决它时，就需要回到元典，重新梳理思想发展的脉络，以求获得启迪，获得来自本原的力量。所以我们是带着崭新的时代问题回到元典比如《周易》的，因而汲取智慧和寻找力量的源泉是有的放矢的。

　　那么，我们今天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呢？我想从目前最现实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谈起。在这次抗疫过程中，中医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中西医各有优长，无需挑起中西医孰优孰劣的争论。但对中医所具有的作用，哲学应该如何给出解释，是需要研究的。张岱年先生曾在为一部书写的序中指出：“中国医学的基本观点实源于《周易》。”这表明解决上述现实的问题是需要在《周易》中“汲取智慧和寻找力量的源泉”的。还有我们要复兴传统优秀文化，照李学勤先生的说法，《周易》是国学主流中、经学这一核心上的冠冕，那么，今天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还是不是冠冕？这个冠冕还要不要？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思考。还有很多问题，这些都是我们“从中汲取智慧和寻找力量的源泉”的放矢之“的”。

　　成中英先生上世纪80年代曾提出一个命题：“《周易》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源头活水”，我觉得这句话是有道理的，现在已有学者提出，有别于古希腊哲学的源于惊异说，中国哲学源于忧患意识，我本人也认可这种观点。而《周易》就被《易传》视为“忧患之作”。所以从《周易》出发梳理中国哲学的起源是没有问题的。

　　中国社会科学网 李秀伟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