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EC畅通”靠什么留住

　　各级政府在涉及重大公共决策时必须依法行政，不能以“出发点是好的”忽略程序正义和合法性审查。

　　11月19日，雾霾再次光顾京津冀地区，短暂的“APEC蓝”成为人们留恋的美好记忆。与此同时，围绕单双号限行带来的“APEC畅通”，一种熟悉的“躁动”也开始在舆论场酝酿。

　　北京人对单双号限行并不陌生。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就曾经采取过这种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在北京奥运会结束后，一场“是否支持单双号限行常态化”的公民和媒体大讨论引发各界关注。

　　“APEC畅通”之后，也有调查机构抛出同样的命题。在一份仅抽查千人的调查问卷里，包含这样的问题：“有人建议将单双号限行政策长期推行下去，你的态度是”。根据调查结果显示，有过半受访北京人(56.9%)支持长期单双号限行。然而这份在各大客户端曾经疯狂刷屏的调查结果，很快就受到网友和媒体的质疑，认为对这种涉及重大公共事项的“民意”调查太随意。也就是说，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两千多万人的北京城，这种千人抽样调查问卷离真正的民意有多远不言自明。

　　在笔者看来，更值得关注的是，对涉及法治精神和民生大事的一项重大行政举措，未经法律评估，就套用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逻辑，其背后隐含的是对依法行政的架空，值得警惕。

　　在2008年那场单双号限行大讨论中，已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老师曾发表题为《常态限行不适用民主表决》的文章，指出在一个法治国家，不是在紧急状态、特殊情况或临时措施下，如果政府发出一道法令说，私人汽车只能分单双号出行，会有什么后果呢?政府很有可能会因此而被告上法庭，被告理由是侵犯财产，因此要承担赔偿或补偿的责任。作为奥运期间一项临时交通管理措施，限车出行能得到广大车主的理解，但是，如果要把这种措施当做一种长期制度规定下来，就会面临合法性的挑战。在限车问题上搞民意投票是没有意义的。

　　这篇文章至今读来仍带给我们民主与法治的思辨，提醒我们不能忽视，对于私人财产的物权和使用权，法律的精神到底是怎样的?行政管理的法律边界到底在哪里?试图被当做长期限行法律依据的道交法中的交通管制条款，到底有没有那么大的法律效力?是否存在对相关法条立法精神的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