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小说，亟待摆脱“被翻译焦虑”

　　最近，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罗岗收到朋友从法国发来的邮件，告诉他一位中国著名研究西学的教授，在法国出版了其作品的译本。译本印刷很漂亮，但是那个出版社却从来没听说过，朋友到网上一查，发现尽管到处都是出版社总经理的联系方式，但这个出版社根本就不存在，书的印数也很少，读者根本看不到。

　　罗岗说：“这种现象背后，其实是当代中国文化界普遍被一种‘被翻译焦虑’裹挟。”。这一观点得到了包括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在内的多位学者的认同。在他们看来，正是由于这种焦虑的存在，直接催生了一批专门面向中国的莫须有的出版社，同时也使得葛浩文关于“翻译可以只考虑海外受众而不必重视原文”的论调成为翻译界的主流。

　　看重翻译背后，是缺乏文化自信

　　从表面上看，“被翻译焦虑”源自将自己的作品介绍到西方去的强烈意愿。

　　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表示，现在正在写作、开始写作的中国作家，是现代以来作家中很特殊的一代。这一代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坐在家里，面对电脑，他心中预想的那个读者，既包括中国读者，又包括外国读者。“像鲁迅、沈从文他们不会考虑这个。当然从理念上说文学是面向全人类的，但是就具体的创作状态来说，恐怕鲁迅他们很少会想到我这个小说的读者除了中国人还有美国人、欧洲人、柬埔寨人或者埃及人，他不会想这些问题。但是现在，很多作家开始写作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想到，我这个作品还要卖到纽约、伦敦去，这其实是中国文学现当代以来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在罗岗看来，文化界的“被翻译焦虑”，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对自己所依托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缺乏自信，不认为自己可以依靠这样的传统和世界对话。实际上，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作家在写作时都会很看重翻译，这是因为他们潜意识里认为来自西方的标准代表了文学的标准。带着这样的认识，写作时就会不自觉地想：我要不要够上这个标准？罗岗向记者举了个例子，现在很多作家为了更好地让西方读者接受，会特别看重在作品中刻画人性，而且是抽象的人性。“但人性是不能脱离特定历史文化背景的，甚至某种情况下东西方文化中对人性的定义是不同的。比如中国人的家庭观念，父母亲为孩子牺牲一切，这是西方人不能理解的。如果把西方的标准理解为最高效果，就会觉得这样的批评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