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古都中轴线变迁研究》（学苑出版社出版）是作者二十多年来对北京历史地理和古都规划的专题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以中轴线为切入点，在综合运用多种资料基础上，创造性地把传统文化思想、史料文献、考古资料、历史地理变迁、传统里制计量变化、实地查证结合起来，运用这多重证据来研究北京中轴线的变迁，特别是把传统里制变化研究和实地调查研究的方法纳入北京古都规划变迁研究体系中。开创了城市规划和历史研究的一种新思路，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

　　特别是作者通过对隋、元、明、清各时期里制尺度的变化，结合各时期历史文献与考古数据来考证不同时期各计量名称现在的实际长度，并将这些运用在北京古都规划变迁研究中。其得出的一些观点结论，譬如，北京城中轴的规划起源于隋代隋炀帝的行宫——临塑宫，金、元、明、清各朝只是充分利用前朝的规划建设基础的二次规划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对现在北京古城历史研究的思路，具有很强的学术参考价值。同时，作者敢于质疑权威，不迷信权威的结论，敢于运用多重的资料和方法来研究北京古都的历史变迁的治学态度对于推动历史文化研究的学术氛围也是一种促进。

　　作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在书中绘制了70余幅关于北京城历史演变的规划示意图，并附录了隋金元明清中轴线上的历史建筑物名称及演变信息，这都具有一定的价值。本书在城市历史研究中所有方法的创新性，以及其关于北京规划历史研究的一些成果，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由于北京城市历史规划，无论在学术界研究还是社会大众中的社会关注度较高，作者的一些研究结果在推动北京城市历史学术研究的发展同时，也会引起社会大众的关注，具有一定的潜在的市场价值。

　　作者是怎样的情况

　　郭超 字文若，男，1958年生于北京，历史学学士、文学研究生，人文学者。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建筑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文物学会会员，中国紫禁城学会会员，中国田汉研究会理事，北京联合大学北京文化遗产研究所暨北京文化遗产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暨北京学基地特约研究员，文化创意工作者，文艺批评者。

　　1980年始自学古文字，曾多次向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赵光贤先生求教；曾得到赵光贤、何兹全、刘乃和等历史学大家的肯定和勉励；应何兹全先生要求为何先生做助手近五年，期间受到赵光贤先生、刘乃和先生等的教导。二十多年来，就中国文明起源、历史、地理、历史人物、经典作品、艺术、思维、教育等问题，写有研究心得若干。其中主要著作集有历史地理集《北京古都规划变迁》丛书（包括《北京中轴线变迁研究》、《明北京六重城》、《元大都》、《北京皇城规划变迁》《金中都》、《北京城池变迁史》）等。

　　这部书的学术成就如何

　　1.第一本系统研究北京中轴线变迁的图书。

　　本书打破以往仅仅运用历史文献、古建筑遗址来描述北京中轴线的方法，首次将传统文化理论、史料文献、考古资料数据、历史地理学信息、历代尺度演变情况，结合实地勘查来综合研究北京中轴线的起源与变迁。从多角度展示了北京中轴线的变迁过程和情况。

　　2.首次考证了隋临塑宫的具体位置。

　　作者从24个不同考证了隋炀帝所修临塑宫的具体位置。

　　3.用 56个证据将故宫的建成历史向前推了约150年。

　　经过对有关隋、唐、宋、金、元、明六代的里制和宫城及禁苑规划等六个方面进行的综合研究，对金中都大城、对元两都（即元大都、元中都）三重城（大城、皇城、宫城）的研究，对明中都宫城、明南京宫城的参考研究和对明北京宫城、明北京太庙和明北京大内禁苑（今景山公园）的实地空间的勘查，以及对北京中轴线规划变迁的研究，本书作者认为元大都宫城的空间位置与明北京宫城的空间位置完全重合，即明北京宫城沿用了元大都宫城城垣、中轴线、外朝和内廷以及外朝东、西路宫殿基址，空间面积几乎完全一样，只是对元大都宫城四垣城门、城楼进行了改造，并将元大都宫城的“白釉薄城砖”更换为明北京宫城的“灰色厚城砖”。并从元明两代里制（里长、尺长、步长）的实证研究、元明建筑风格对比、诸建筑空间位置比较、元大都中轴线与皇城规划、中轴线宫苑空间规划的历史沿革、考古资料数据等六个方面，通过五十六个论据，加以详细论证。

　　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俄罗斯建筑遗产科学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杨鸿勋先生显然作序并鼎力推荐

　　作者对现有关于北京中轴线及其变迁的论点进行了辨析和质疑，并在探索中轴线缘起的基础上，对元朝的上都、大都、中都以及明朝的中都、南京、北京进行了比较研究，从而对北京城，特别是它的中轴线变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确实有其超越前人的独到之处。作者对明北京城沿袭元大都城规划的研究上，有比较深入的分析。他敏锐地抓住了解决问题的切入点——元、明两朝尺度的考证；结合文献与实地踏查，得出明北京宫城就是沿袭元大都宫城的可信结论。他关于元、明宫城位置的考证之所以取得突破性成就，首先在于方法论的改进。他不是简单地以文献对照实地考察的所谓“二重证据法”，仅就文献证据而言，他是就同一问题尽量使用多种文献和相关材料，进行多方面的校核论证。所以他的论证全面而深入，具有科学的说服力。

    ——摘自杨鸿勋先生为本书所写序言（杨鸿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俄罗斯建筑遗产科学院院士，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世界营造学社筹备委员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