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这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金融建设指明了方向。

　　金融制度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制度，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价值，就在于在储蓄者和企业之间用最优的成本架起一座桥梁。把脉当前中国金融体系，不能简单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准确定位金融改革的关键痛点，既要疏通堵点，又要标本兼治，才能促进经济与金融的良性循环。

　　发展直接融资不能简单等同于增加IPO数量 

　　十九大报告在建设现代金融体系中，明确提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2016年我国社会融资存量为167万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占比67.9%，达113万亿元，企业债券占比10.59%，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占比仅为3.74%。中国的企业融资目前仍然过度依赖商业银行。而在银行体系中，资金天然会流向有硬资产抵押、政府隐性担保的传统国有企业。拓宽金融供给渠道，打通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两条动脉”，解除金融供给量的抑制，是深化金融改革的重点。

　　2016年3月以来，证券监管层着力于倡导和推行IPO常态化，这对于缓解IPO“堰塞湖”，拓展企业融资渠道，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弥补金融体系短板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但需要重视的是，不能把发展直接融资简单等同于增加IPO数量，完善直接融资的基础金融制度，注重“质量”的提升，是发展直接融资的基础和治本之策。

　　以创业板为例，对拟上市公司设定一定的财务门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筛选作用，但需要与时俱进，与新兴企业发展的新特点相适应。

　　随着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越来越高，互联网科技、大数据等新兴经济的逐步涌现，新供给、新动能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与传统产业不同，这些产业往往是轻资产、科技型、服务型企业，其盈利模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传统产业中，一般要先有销售收入才能有利润，进而为股东创造价值。而对于知识产业、信息产业、文化娱乐产业和其他服务业，可以是先有社会公众价值，再有盈利模式。在积累知名度、迅速抢占市场、获取社会公众价值的时期，其盈利可能是负的，而一旦形成了公众价值，自然会形成多元、弯曲的盈利模式。如果只强调前期的盈利能力，而忽视了产业新的发展模式和未来的盈利潜力，就会把类似于京东、微博这样的新经济企业拒之门外。

　　同样，强化和完善退市制度，也不应仅仅将标准局限于财务数据，而应把决定权更多地交给市场。比如，公司市值较低或公众持股市值、持股数较低等市场指标，也可以纳入到退市的标准中。

　　无论是注册制还是审核制，创业板应更好地发挥服务“创业”的作用，让有发展前景的公司能有机会上市，让差的公司、圈钱的公司能够被很好地鉴别出来，通过深化制度改革，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这个质量并不是简单通过财务指标进行“质检”，而是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价值发现功能，让市场和投资者来质检，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不能把服务实体经济简单理解为“融资” 

　　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也强调，金融要把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有利于提升资本的供给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但不能把服务实体经济简单理解为“融资”，更需要重视优化供给结构。

　　我国拥有超过100万亿人民币的储蓄和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钱”却很贵。市场更是一边闹“钱荒”，中小企业贷不到款，一边闹“资产配置荒”，金融机构找不到优质标的，企业和储蓄者之间似乎有着一道鸿沟。

　　为实体经济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方面，但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对于有发展潜力的新经济而言，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需要给其融资，但对于“僵尸企业”，服务实体经济是要及时“撤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