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何以让我们自信？这是很多读者关心的问题。为此，人民日报海外版邀请专家分期解读，敬请关注。

　　从小时候起，我们就被教育要孝敬父母，尊敬长辈，很多人家也挂有“家和万事兴”的匾额。这实际上是于不知不觉之中，塑造了我们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性格，形成了“我是中国人”的遗传基因。由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直抵人心的文化，是在人性问题上有根本思考的文化，所以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历久而弥新，是文化自信的基础。

　　与时俱进的政治文化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遗产

　　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后“成一家之言”。在变化的历史中，司马迁看到了实践的逻辑。中国古代社会非常重视政治建设，并根据时代的变化调整甚至改革。我们耳熟能详的“井田制”“郡县制”“科举制”以及不断变化的官僚体制，无不是中国古人的伟大发明，这些体制保证了庞大国家的运转。如在边疆统治上，《礼记》有云“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历代统治者基本沿袭了这一统治思路，但除了因俗而治之外，根本的政治理念还是在“修”和“齐”上，即与时俱进的统治理念。如清朝首创与六部平行的机构理藩院来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再如为防止一些地区僧俗势力过度集中到一个家族，而创立了“金瓶掣签”制度，这也是一个创新。“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古人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以与时俱进的变革精神，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政治文化遗产。

　　“义以为上”的经济文化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

　　中国古代思想家很早就发现了人有自私自利的一面，还有利他的一面，所以很早就有“义利之辨”。孔子主张“富而可求也”，即人都有追求自己利益的权利，但又主张“君子义以为上”，要讲求“义”的伦理，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基础上，考虑他人利益，摒弃零和博弈思维，达到共赢。所以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正是因为“义以为上”的价值取向，形成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取向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价值标杆，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精神标识。这与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主张市场经济应该是“合理的利己与高尚的利他”（北大教授晏智杰语）有异曲同工之妙，对我们今天的市场经济也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