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1874—1928）在《论人的理念》中说，“哲学的所有核心问题，均可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人是什么，人在存在、世界和上帝的整体中占据何种形而上学的位置？”舍勒提出的这个核心问题包含两个子问题，“人是什么”追问的是人的本质；“人的形而上学的位置”探究的是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以及与其他存在的关系。两个问题分别涉及人的内在本质和外在关系，其中，人的本质又关系着人的定义，即人的统一性形式问题。

　　舍勒在《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一文中，将西方历来关于人的研究分为三种，即犹太—基督教传统的宗教人、希腊—古典文化的理性人、近现代科学传统中的自然人。三种不同的传统虽然使得我们拥有了神学的、哲学的以及科学的三种不同的人类学，但是没能够提供一个统一的关于人的观念。相反，比起过往时代，现代人对自身更加困惑不解了。关于这三种不同的人类学，舍勒认为它们是“互不相干”的，但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1892—1971）却认为，从历史关系来考察，现代人论是对古代希腊罗马的古典人论和基督教的圣经人论的修改、转化和融合。中世纪时，古典人论和圣经人论在托马斯·阿奎那那里达到了一种综合。尼布尔认为，虽然近代以来的文化在理解自然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对人自身的理解却极为混乱，这是因为近代文化源于中世纪那种综合的解体，文艺复兴提取了其中的古典成分，宗教改革则提取了其中的圣经成分。现代思想则按照自然主义重新解释和改造了古典人论，并且最终抛弃了圣经人论。哈佛大学的社会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Wilson，1929— ）总结说，人类关于人的观点，尤其是人的大脑和人的生物性的观点，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宗教已经臣服于自然科学的解释，科学的自然主义凭借自身对其主要对手——传统宗教的解释能力，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这位著名社会生物学家的观点，正是尼布尔对三种人类学历史关系分析的注解。

　　现时代的人论特征清晰地表现在诺贝尔生理学奖得主弗兰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1916—2004）的论述中。他在2004年宣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将不再相信独立于肉体的灵魂的存在，而这正是宗教人论的核心主张之一。然而，自认为取得了胜利的现代科学人论却受到了某种威胁，尼布尔认为，这种对现代人论的威胁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于其自身的混乱。现代自然人论的基础是在近现代取得巨大成功的自然科学原则和研究方法。这些科学的原则和方法由于其在自然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功，而被非批判、无反思地应用在关于人的研究中，试图建立一种如自然科学般精确的人的科学。这种将人的研究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原则之上的思想，被现代著名的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称为“自然主义”。在“自然主义”中，人如其他自然事物一样被视作科学研究的对象和客体。按照不同方法原则建立的不同学科，提供了各种不同的关于人的专门的学科知识。卡恩（Theodore C. Kahn）在其《人学导论》一书中，一共列举了14门与人学有关的学科，其中包括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学科。这些学科所提供的关于人的观念片面、破碎，正如维克森林大学宗教系教授威廉·安杰尔（J. William Angell）所认为的那样，现代人论多样、丰富，却缺少综合，无法支撑起人的整体形像。因此，舍勒认为，这些层出不穷的研究人的特殊学科，事实上遮盖了人的本质，使得我们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关于人的观念。正是基于此，舍勒的哲学人类学试图从哲学本体论层面重建人的整体性和统一性。

　　传统本体论是研究存在的学问。席勒认为，现代生活通过专门化而把人的存在撕成碎片，但即便通过重构的人的存在之整体，亦无法真正完成人的本体论建构。原因显而易见，如美国哲学家威廉·巴雷特（William Barrett, 1913—1992）所言，在人的本质中，并不包含存在，一切偶然存在物、一切会死的存在物，其本质都不包含真正的存在。很难在不包含真正存在的人的基础上，建立追问真正存在的传统本体论。因此，泰勒设定了“超善”概念，试图纠正人类中心论式的相对的善，追求一种信仰的或世俗的更高的自我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泰勒已经在用一种超越的形而上的概念来重建人的生存目的，改造现代纯粹自然主义的人论。也就是说，为了应对现代人性问题而试图重建人的本体论的哲学人类学，不得不调整现代思想反形而上学、反绝对一元论的整体倾向，从而触及现代思想的根基。但是，在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的眼中，泰勒为价值确定秩序、为人确定目的而设立的超善概念，是一种关于世界本质错误的、先验的观念。在伯林看来，价值在本质上是相互冲突的，所有价值不可能和谐相处，为了一些终极价值而牺牲另一些终极价值是人类困境的永久特征。因此，泰勒的终极概念和他为复杂的现代人论构建的统合方式，被认为是建立在一种虚妄的基础之上。

　　相对于哲学人类学家重建统一性的努力，《历史人类学》杂志编辑雅各布·坦纳（Jacob Tanner,1950— ）则直接道出了现代人论的困境。他认为，一方面，那种超历史的“人类本性”观念，即普遍主义的人论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另一方面，单纯描述丰富的人类现象和文化的孤立理论，即相对主义论证，也难再有什么成就。总之，现代人论处在两端都无法走通的困境中，这一困境的核心表征是，人论研究的对象即“人”，究竟应该从普遍的角度还是从相对的角度进行定义，成为一个问题。换句话说，人学研究作为一门学问，甚至难以定义自己的研究对象，这表明西方人学研究正面临着危机。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当代宗教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