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管理体制是党和国家宣传思想文化领导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21年到1949年的中国共产党革命出版史，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地逐步开展起来，开创了在经济、文化都相对落后的革命根据地发展红色出版事业的成功范例。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便注重紧密结合革命进程中不同历史时期的斗争形势，在针对重大事件、重要问题的表态和工作部署时，惯常以颁布决定、通知、规定、意见、宣言、决议案、中央通告、宣传要点、宣传提纲等形式来发布具体指示，因时应势、因地制宜开展各种革命出版工作来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立场和任务。中共中央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指挥中枢，通过上海时期（1921—1933）、中央苏区时期（1931—1934）和延安时期（1937—1949）这三个关键阶段对出版机构、出版政策、出版制度和出版特征进行不断探索的演进中，蕴育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版管理体制的基因、萌芽、雏形以至最终奠定的基本框架。

　　上海时期：蕴育了新中国出版管理体制的基因

　　上海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少、力量相对薄弱、斗争经验不足，由于大革命、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的形势瞬息万变，红色出版基因的火种在革命战争的磨砺中逐渐成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出版党性原则的确立。《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里已蕴育了出版管理体制中指令型特征的源头，在安排部署党的宣传工作时指出中央或地方的一切出版工作均应受党领导，规定任何出版物均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中国共产党建党伊始通过的重要文件和创始党员的出版活动，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出版工作的宣传属性和绝对领导，这种对党性原则的初始界定在以后的革命进程中不断加以强化。其次，出版管理机构频繁变动中组织不断健全、职能逐渐完善。在中共“一大”和“二大”时期，尚未设立专司出版管理职能的中央机构，一切书籍、报刊、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实质上是由中央局直接行使职权。“三大”后，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加和党组织的扩建，中共中央各职能部门陆续真正建立，出版管理机构也先后经历诸多变迁，其职能和地位虽多有起伏，但设置日趋稳定、分工日益细化。特别是这一时期的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及由其演变而成立的中央党报委员会，一度成为统一领导党报、党刊、图书出版、发行、印刷的综合性机构，在复杂的革命战争环境里经受住了考验和锻炼，为以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最后，中央出版管理体制上的职能分工。这一时期，中央宣传部、组织部、发行部、党报委员会已在出版、发行、印刷上形成较为明晰的分工，后来随着党报社论逐渐成为中共中央政治领导的重要方式，中央党报委员会的功能越来越得到强化。

　　中央苏区时期：成长出新中国出版管理体制的萌芽

　　中央苏区时期，党的出版事业已颇具规模，在极为偏僻、落后的农村山区与国民党反复“围剿”、严密封锁的艰难条件下，创造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出版史上的奇迹，逐步构建起一个从中央到地方涵盖出版、印刷、发行及相关配套设施较为完整的多渠道相互配合、多层级编织严密的出版格局和覆盖面广、渗透性强的宣传体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在组织机构上设立中央出版局、中央印刷局、中央总发行部和教育部编审委员会统一领导苏区出版事业，成功构建起包括中共苏区中央局、苏维埃中央政府及所属部委、中央出版局、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局、中国共青团苏区中央局等的中央党政群一级，各苏区省委、特委、县委、工会、文化部门等的苏区地方一级，出版社、研究会、学校等的专业部门一级，中央军委及所属总部、红军各总部、红军各学校、红军各部门等的军事部门一级共四大类出版系统。

　　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出版管理机构作为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和意识形态管理部门的双重属性真正付诸实践，呈现出在统一管理、统一经营、协调发展和市场机制等方面一些新的特征：既代表政府对书报刊履行行政管理职能，又大力开展出版经营活动，政企合一、管办一体的出版管理体制和集编辑、印刷、发行于一体的出版经营机制初步成形；基本遵循市场经济特点的宣传手段和经营方式出现；书报刊发行体系以官方发行为主，形成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共存的多元发行体系，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计划性和针对性，但也带有出版机构竞争意识缺乏和读者需求信息反馈困难的局限性等。中央苏区在出版管理体制探索和实践过程中所凸显的这些萌芽状态的典型特征，为根据地出版事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使得交通和信息闭塞、文化和教育落后的赣南、闽西地区在3年左右时间内实现了出版从萌芽到兴盛的转变，不仅堪称中国共产党革命出版事业的壮举，也为延安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出版管理体制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