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东南滨海地区社会环境复杂，中央政府很难有效掌控。明朝建立后，实行卫所制度，通过洪武元年（1368）与洪武二十年两次大规模设置卫所，朝廷实现了对滨海社会的有效统治。正统（1436—1449）以后，卫所作用虽逐渐衰落，但终明之世并未废除。明朝在全国范围内普置卫所，给地方社会植入了两种新元素：卫所制度与军户群体。卫所是与州县平行的军事行政机构，因此，一方面军户与民户的生活空间相对独立，形成了自身的文化习俗；另一方面，双方因经济和社会活动空间的重叠而不断磨合。明清易代后，随着卫所体制的终结和军户身份的消失，军户群体及其生活空间逐渐与地方社会完全融合，从而重构了明清地方的社会空间。

　　卫所制度改变地方权力结构

　　有明一代，卫所制度在地方社会中充当着一种“制度资源”的角色。对于地方来说，军户群体属于典型的外来移民。军户到来后，在生存资料的获取和分配方面，必然与原住居民产生竞争关系。因此，作为“外乡人”的军户群体，只能依靠卫所体制来站稳脚跟、繁衍生息。在卫所体制的保障下，军户群体顺利在异乡扎根，进而利用体制的便利，谋求进一步发展。

　　军户群体隶属于卫所系统，然而卫所只关注正军的管理和军役是否能够有效承继，对于数量巨大的舍余群体很难实现有效管理。这些舍余群体的生计模式与州县民户并无二致，却并不隶属于州县地方管理。卫所制度的独立性及其与州县制度在性质和管理模式上的差异，为军户的制度套利提供了操作空间。

　　总体而言，明代沿海卫所军户群体的套利行为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利用明初“军强民弱”的态势，在分配屯田时占据膏腴之地。如嘉靖《太平县志》载：“洪武间屯皆括取废寺及绝户田土，田多美好”；军户利用卫所管理的特殊性，在与地方势力的竞争中处于强势地位，而州县官府无法节制。其二，军户利用国家赋役制度中的漏洞，规避赋役乃至将赋役负担嫁转地方。其三，利用法例条文，军户更易获得滩涂开发特权，进一步增强经济实力。其四，卫所是明代国家海洋管理的重要一环，军户利用职能便利与海贼私相结纳，参与海洋贸易。如《明孝宗实录》明确提到，崇明岛“附近卫所官子弟家人多贼党，与假名公差，阴实为盗。其崇明一县，海势渺茫，虽有备御官军，然每遇贼盗，辄相推避”。

　　在卫所制度的庇护下，军户群体实力不断壮大。共同的身份使军户群体之间形成了较强的身份认同意识，他们在防卫中相互协作，在生活中彼此互助，形成稳固的地域团体。有明一代，军户群体逐渐成为地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导力量，改变了地方社会的权力结构。

　　“卫所记忆”影响清代地方文化

　　明清易代，沿海卫所被悉数裁撤。然而，作为“制度遗产”，卫所体制的影响依然在军户群体的日常生活与地方社会的历史演进中发挥作用。所谓卫所的“制度遗产”，即卫所体制下的生活经历给军户及其后裔留下的集体记忆及生活惯习。卫所制度虽然废除，但这段历史依然深深存留在军户后裔的记忆之中，从而演变成他们的集体记忆。历史记忆的形成和维持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心理过程，它不仅具有传承性和延续性，同时亦经历着不同时代人的记忆、遗忘、重构以及重新占用的过程。数百年的历史积淀凝固为军户后裔的共同记忆，成为他们整合家族、结成地域联盟的文化心理基础。

　　清初，沿海卫所的居民群体基本都经历了朝代更迭带来的战乱动荡（如三藩之乱、迁界禁海等）。在复界之后，回归卫城的军户后裔往往会利用共同的身份特征，通过祭祖、修谱、建祠等方式维系集体记忆，重建家族组织，加强乡土认同与凝聚力，使得卫所群体的宗族组织迅速发展起来。如金乡卫李氏家族就通过每年祭拜祖坟，追述祖先遗训与美德，由此达到尊祖收宗、延续宗族、长久结合的效果。卫所的独特文化为地方社会注入了新的文化元素，军户来自五湖四海，文化背景与风俗习惯各异。在与原住居民的互动交流中，军户的文化习惯或逐渐被同化，或得以保留，甚至渗透进乡土习俗，潜移默化中改变了原住居民的文化风俗。在主动与被动、吸收与创造、保留与重构之间，卫所区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丰富了地方社会的文化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