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西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社会人类学家。主要论著有《加拿大民族志》《澳大利亚民族志》《人类学研究探索：从“世界民族”学到都市人类学》《中国少数民族情况报告》《20世纪后半叶世界民族关系探析：社会人类学研究的一项新课题》等。

　　回顾阮西湖的学术生涯，我体会到一位学者是怎样聆听时代的呼唤，并精诚回应的。阮西湖出生于1927年，新中国成立之初正值他青春勃发之时。他的青春年华和年轻的新中国对于知识的需求相遇，于是演绎出美丽的学术之花。这一点在其《人类学在中国的创新与发展回顾》中有鲜明的体现。

　　《人类学在中国的创新与发展回顾》记录了阮西湖在人类学学科建设方面的成就，他是世界民族学科在我国得以建立的倡导者、开创者。

　　新中国刚刚成立时，国家迫切需要学习国外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阮西湖本来就有良好的英语底子，后来又学习了俄语，凭着这一外语优势，在国家需要的召唤下，他走上了致力于国外民族研究的路程。最初，他译介苏联民族学文献，较早关注国外民族研究，并从事民族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参与民族语言调查和民族文字的制定，翻译了大量苏联民族学理论和考古资料。

　　改革开放后，阮西湖又得风气之先，译介了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多国的学术成果。这样，凭着较早对国外民族学的了解和对中国民族学发展的关切，1979年，全国民族学科研规划会议召开前，他向有关领导提出酝酿已久的关于创建世界民族学科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批准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成立了世界民族研究室。次年6月，中国第一届世界民族研究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并成立了学会。会后，大会论文集——中国第一部《世界民族研究论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他还筹办、主持了《民族译丛》。该杂志结合我国的实际需要，选译国外学者研究世界民族的论著和资料，为了解世界民族打开了一扇窗。从此，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下，世界民族研究这一学科呱呱落地并得以迅速成长。

　　阮西湖在推进我国民族学界与世界学术界交流方面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一是促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合作。1983年，他以个人名义写信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系在中国召开“反对种族隔离制度”学术会议。这一建议得到对方的认同，促成了该组织和中国学术界的合作。此后，我国民族学界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了良好的信赖合作关系。198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在中国召开种族隔离制研究国际专家会议，1999年和2000年，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议在中国得以圆满举行，他本人以常务理事会成员身份出席会议。对此，《中国民族报》曾赞扬他“一封信打开了中国学者与世界学术界沟通的大门”。他还推进我国都市人类学与国际都市人类学界的交流，并在引进都市人类学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20世纪50年代，阮西湖是少有的有机会到国外民族地区进行考察的学者之一。改革开放之初，又较早地与世界各国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并到一些国家的民族地区或土著民族聚居区进行考察。与国际民族学界的交往拓宽了他的学术视野；先行一步的优势，使他可以提出对于中国民族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睿见和问题。

　　1982年起，阮西湖先后到加拿大、澳大利亚访问并引进了开明的、进步的“多元文化主义理论”和政策。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最早提出“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之后澳大利亚也实行此政策。这一理论对西方产生了很大影响。经阮西湖在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建议，将“多元文化主义”纳入人类学研究范畴。这一理论对于我国加强与国外交流、吸收不同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起到了一定作用。

　　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学说，结合不同类型民族特点，他提出一些规范民族学用语与创新使用问题。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常出现“社会主义民族”、“资产阶级民族”的提法。他根据我国国内民族的实际情况，提出“中国应该有中国式的民族定义和民族形成理论”。不同社会制度的人们，政治信仰不同，精神状态各异，不能把这些属于政治范畴或世界观范畴的概念与民族学范畴的概念混为一谈。他认为，不宜用“社会主义民族”提法，也不宜用“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而应使用“社会主义时期民族”、“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关系”。这既符合实际，也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实现共同繁荣发展。

　　阮西湖的另一理论贡献是提出新的构成民族的“四要素”。他归纳为：共同的民族意识、共同的文化、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历史渊源。华人是世界上最稳定的共同体之一。他们离开祖国到世界各地都能保持其文化传统，保留民族特色。20世纪后半叶，随着民族意识的增长，在各自不同所在地形成的华人团体，作为居住国的少数民族也就自然地形成为具有民族意识的人类团体——华族。华人在所在国形成华族后，从人类学家的角度，他们与祖居国即中国的关系就是人类学关系。这一观点说明阮西湖善于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把华人研究纳入人类学研究范畴，其成果受到中国华侨历史学会肯定，并聘请他为学会荣誉理事。他主张“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长期共存，小民族不会被同化、不会消失”的理论。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稳定共同体，民族形成需要漫长时期，但形成后就不容易消失。

　　总之，无论是学科建设，还是具体的学术研究，阮西湖对世界民族研究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以自己的智慧与激情，推进了世界民族学科的建立，促进中国民族学界与国际民族学界的交流；他自己也提出了许多学术睿见，在学术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其中，单单对于世界民族学科建立的贡献，就足可彪炳史册。

　　笔者因从事民族类书籍的编辑工作，与阮西湖交往多年。他对民族学、人类学赤子般的热情笔者是真切地感受到的。他曾深情地说：“民族研究伴我一生，民族研究就是我的生命！”如今，世界民族学科已经有长足的发展，一代代年轻俊彦迅速成长，硕果累累；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激励下，世界民族学科应负有重要使命拥有更为美好的前景。在我们为此而感到振奋时，像阮西湖这样学者的筚路蓝缕之功更值得我们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