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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新璋:通天塔的求索 他是著名的法国文学翻译家 他是自信的中国译学阐释者
2017年05月11日 09: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杨维春 徐真华 字号

内容摘要:他是誉满译坛的翻译理论家,发表了《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钱锺书的译艺谈》《翻译发微》和《中外翻译观之“似”与“等”》等论文。他是著名的法国文学翻译家,创铸了《红与黑》《列那狐的故事》和《特利斯当与伊瑟》等翻译文学经典。从罗先生的翻译理念中挖掘和阐发传统译论的当代价值,从他的译者生涯中继承和发展译界前辈的优良传统,对于推动我国的翻译实践有着重要的意义。可以说,罗先生在中国翻译学界第一次旗帜鲜明地呈现了源远流长又阶段分明的中国翻译史、灿烂卓著又独具特色的中国翻译思想史、海纳百川又臻于完善的中国翻译批评史。并且,罗先生早在1982年就预见到“正在形成一门新兴的学科——翻译学”,而我国于2005年开设翻译本科专业,现已形成本科、(专业)硕士和博士这一完整的翻译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关键词:傅雷;先生;红与;译者;翻译思想;翻译文学;罗新璋;译学;传统译论;中国翻译

作者简介:

  在学界,罗新璋先生有着多重受人尊敬的身份:他是傅雷翻译的研究者、弘扬者和践行者,素以“傅译传人”著称;他是誉满译坛的翻译理论家,发表了《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钱锺书的译艺谈》《翻译发微》和《中外翻译观之“似”与“等”》等论文;他是著名的法国文学翻译家,创铸了《红与黑》《列那狐的故事》和《特利斯当与伊瑟》等翻译文学经典;他还从事图书编撰工作,校对了《傅雷译文集》,编撰了《翻译论集》和《古文大略》等图书。从罗先生的翻译理念中挖掘和阐发传统译论的当代价值,从他的译者生涯中继承和发展译界前辈的优良传统,对于推动我国的翻译实践有着重要的意义。

  《红与黑》:数易其稿成就精品

  罗先生的翻译生涯与他本人的职业紧密相连。大学毕业后到国际书店工作,罗先生利用休息时间阅读傅雷、李健吾和杨绛等人的译作,抄写傅雷的译文,以此弥补被“用非所学”而荒废的专业知识。几年间,他抄了255万字的傅雷译作,这是效仿、学习的阶段。随后,他任职于外文局,在《中国文学》从事中译法的工作,这17年是他的起步、积累阶段。离开外文局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工作起,罗先生进入了翻译的发展、成熟阶段。他陆续翻译了《红与黑》《列那狐的故事》《特利斯当与伊瑟》《栗树下的晚餐》《不朽作家福楼拜》《黛莱丝·戴克茹》《莫洛亚女性小说》和《艺术之路》等作品,还翻译了《金字塔感言》《多尔市演讲辞》和《文学史会议上的讲话》等文章。

  《红与黑》是罗先生用力最勤、影响最大的译作。他精读几十次而数易其稿,交稿后又修改了两次,如此打磨终于成就精品,引起译界关注。张成柱认为罗译是“不带一点‘翻译腔’的精彩传神译文”。罗国林觉得罗译“较之以前的译本有很大的提高,甚至有相当大的突破,而较之同时期出版的译本又最富特色”,并且“较之傅雷的译作,依我看,已有某些超胜之处”。

  柳鸣九、罗国林、李玉民等法国文学翻译家均表示因为罗译而放弃了翻译《红与黑》的念头。柳鸣九说:“我生平有一志,只想译出《红与黑》来,但得知他(罗新璋)在翻译《红与黑》后,我心服口服,从此断了这个念想。”罗国林表示,有出版社约他重译《红与黑》,他没有接受,理由是“有罗新璋的译本在先”。当然,罗译在语言、风格上也招致多方批评,认为其存在翻译过度的问题。罗译因此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译界《红与黑》大讨论的主要评论对象之一,参与、推动了《红与黑》在中国的经典化历程,至今依然是《红与黑》及其译本研究的主要关注对象。在几十本《红与黑》中译本中,罗译被公认为翘楚,被多家出版社一版再版,成为我国翻译文学的一部经典之作。

  传承创新:弘扬傅雷翻译思想

  如前所述,罗先生的翻译是从效仿、学习傅译而起步的。他从大四起就与傅雷通信,探讨翻译之道,先后收到近十封傅雷的亲笔书信。他极力保护了这些信件,从而为傅雷的翻译思想留下了证据和资料。罗先生以《读傅雷译品随感》为滥觞,先后发表多篇文章阐述傅雷的翻译思想和精神品质,傅译因此成为他学术理念最为重要的一部分。

  罗先生认为,傅雷的翻译生涯可以分为新中国成立前后两个阶段,以《欧也妮·葛朗台》为标志,傅雷译事成熟、译风形成、译论提出,在文学翻译界自成一家。傅雷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功,罗先生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靠传神之法。因为“在直译、硬译、意译、传神、等效诸种译法中,数传神成就最高”,而“文学翻译的枢要,亦在传神一说”。落实到源语输入和译语输出这两个具体的翻译过程,傅雷的“传神”首先在于对原文“心领神会,化为我有”的透彻理解。其次是在表达功夫上对中法两国语言文字、艺术风格的融会贯通:“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无生硬拗口之病。”罗先生还注意到傅译成功背后的译者原因:崇高神圣的使命感和精益求精的倾力重译。作为“五四”后的知识分子,傅雷怀揣着“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的翻译动机和精神动力,以高度的热忱,不断切磋打磨,力求精益求精,铸就了《高老头》和《约翰·克利斯朵夫》等一大批历久弥新的翻译名著。罗先生还注意到,出现傅雷这样一位大翻译家与当时的翻译环境、译者群体和译学研究有着重要关系。同时,在谈到《约翰·克利斯朵夫》时,他认为傅雷是“拿来了一种可贵的异质:力的颂扬”,作品“一直予人强烈的感应”,指出强大的精神感召力也是该作品影响深远的一个重要因素。

  罗先生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傅雷由衷的膜拜、忘年的默契和考据之后的钦佩。基于这些情感,他率先垂范,对傅雷的思想展开缜密解读,希望在译界弘扬傅雷精神。罗先生似为傅译的“不叛之臣”,但对傅译并非一味褒扬袒护。他认为傅雷的译著也存在“大醇而小疵”,如在展现每位作家的艺术个性上仍有差距,《文明》等作品也存在着一些翻译上的缺憾。这些都表明,他的学术批评是客观和公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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