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对国家治理的研究还较多停留在从国家主义角度论证国家治理的必要意义，或提供国家治理的政策建议及技术工具方面，对如何完善优化国家治理内部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特别是在如何按照现代国家要求，发挥国家的公共属性，促进国家与市场、社会良好互动合作，乃至如何构建中国化的治理理论等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治理研究强调公共性、网络互动和多中心，是对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生活发生的重大变革，特别是20世纪中后期社会科学范式危机的回应。许多学科的原有范式越来越难以描述和解释政府失败和市场失灵导致的现实困境，亟须一个能够整合包容和超越传统理论框架的新范式。近年来，中国社会迅速成为治理研究与实践的重要场域。治理理论在阐释中国经验甚至影响中国转型进程的同时，其概念内涵、研究指向也因中国特殊的实践经验和话语体系发生巨大转变。如何理解治理理论与中国经验的互动，特别是厘清治理研究的新动向及中国化进程，正在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根据2016年度国内学术期刊上登载的相关论文，本文将反思性地评述学术界在治理研究方面的动向和特征。

　　治理研究过密化

　　治理理论作为一种针对社会转型提出的全新理论范式，极大满足了中国当下深刻经济社会变革和制度变迁带来的现实需要和理论空白。被引介到中国后，治理问题引发了中国学者高涨的研究热情，发表的论文成果呈井喷式增长。从论文发表的数量看，截至2016年11月30日，在中国知网以“治理”为主题搜索论文为411600余篇；以“治理”为篇名搜索论文为159500余篇。论文数量逐年度呈明显递增趋势。从2000年度的3077篇到2015年度的15608篇和2016年度的13218篇，年度论文发表量增长高达5倍，特别是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以后，治理研究的论文数量从2013年的9877篇激增到2014年的13904篇，增幅达40.8%。从论文研究主题看，层次上包括国家、全球、公司、政府、民间、农村、基层、社会、社区、大学，领域上包括环境、气候、道德、舆情、边疆、网络、危机、食品安全、药品行业，等等。所涉及的层次与范围之广，研究对象之庞杂，是前所有未的。

　　但是，梳理相关成果可以发现，相当部分的研究滥用了治理概念。现代意义上的治理具有特定的含义和条件，主要是指公共治理。“治理不同于传统以权力垄断为基础的政府管理，也不同于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的新公共管理，而是特指由政府、市场与社会多主体以平等协商的方式合作共治。”然而，许多研究者泛化了治理概念的核心内涵和条件指向，在涉及管理控制或整治处理的研究对象上较随意地使用“治理”概念，有意无意忽略了治理研究产生的特殊社会背景和环境条件，忽视其特定内涵和解释机制。这种泛化与滥用“治理”概念的研究，难以准确反映出中国社会政治转型的治理现状、现实困境、理论挑战和独特经验。治理研究的泛化和过密化不仅难以有效促进治理研究的深入发展和成果积累，更在某种程度上混淆治理研究的准确进路，影响治理研究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