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古代文学研究一直保持着繁荣的态势，在文体学、域外汉籍、近代小说、赋学和清代诗学等五大方面较为引人关注。古代文学学者不仅关注学术研究，还积极关注社会，提出建设“中华文学”，倡议开展对各民族之间文化与文学多元一体的综合性研究。

　　文体学研究仍是研究的焦点，并形成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吴承学在《建设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中提出，应建立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体学，强调回到中国文体学“语境”来发现中国文学自己的历史。叶国良在《礼仪与文体》中认为，中国文学中有许多因“礼仪”而产生的“文体”。赵辉在《行为性质与中国古代文体的确立》中，将行为的性质作为区分文体、文类的标准。在具体文体研究上，巩本栋在《〈文苑英华〉的文体分类及意义》中提出，《文苑英华》将韩愈、柳宗元古文作品归入“杂文”一类，显示编纂者已开始从文体层面对韩、柳等人的古文给予肯定。

　　域外汉籍研究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张伯伟主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11辑，主要为域外汉籍中有关语言、文学、历史、宗教、思想研究的学术论文及书评，有日本汉籍研究、朝鲜—韩国汉籍研究、越南汉籍研究等。张伯伟又在《深圳大学学报》第3期主持“文明对话与文化比较”专栏，从不同角度对东亚国家的女性诗文进行研究。北京大学刘玉才、潘建国主编《日本古钞本与五山版汉籍研究论丛》，对古钞本与五山版汉籍进行了详细的个案研究。卞东波《〈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与苏轼和陶诗的宋代注本》对保存在韩国由南宋遗民蔡正孙所编的《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进行分析，指出该书是现存最早的苏轼和陶潜诗歌研究专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与文献价值。域外汉籍的研究逐步深入，各国学者之间的交流更为频繁，研究空间得到进一步拓展。在“第二届东亚汉籍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主要来自韩国高丽大学汉字汉文研究所、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和中国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的学者，围绕东亚三国汉籍进行了研讨。

　　近代文学特别是近代小说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热点。陈大康《论近代小说的历史使命》论述了近代小说在70余年间完成从古代小说到现代小说的转变过程。从辨析“近代小说”概念入手，进而逐一考察组成小说发展体系的创作、传播、理论、读者与官方文化政策等要素在该时段的具体变化。乔以钢、宋声泉《近代中国小说兴起新论》认为，近代中国小说的兴起不仅与“小说界革命”的倡导有关，而且同特定历史阶段社会政治、文化、教育、传播等领域所发生的种种变革密切相连。姜荣刚《留学生与晚清小说关系考论》考察了留学生与晚清小说的关系，认为留学生是晚清小说观念转变、西方小说引进以及“小说界革命”运动发起的中坚，在“新小说”创作方面亦具启导与引领之功。张天星编著《晚清报载小说戏曲禁毁史料汇编》收录1869—1911年晚清中文报刊所载的小说、戏曲禁毁史料，从70余种晚清中文报刊上获得小说戏曲禁毁史料3200余则（篇）。在“近代小说与中外文化学术”研讨会上，近代小说作家及作品的文学史价值与地位的再认识、近代报刊与小说关系的梳理与辨析、传教士与新文学的发生、近代小说与戏曲的相互影响、近代女性写作的探究等问题，受到普遍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