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 (记者张君荣）11月30日，在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刘跃进面向文学专业本科生、研究生，做了题为“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经典研读”的演讲，博得广泛好评。

　　在演讲中，刘跃进总结自己三十多年在古代文学领域研究、教学的心得，结合时代发展背景，并对比中、西方在传统文化研究方面的优势，认为当下正逢中华文明面临伟大复兴的历史契机，我们应当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

　　为此，刘跃进首先从网络化、国际化、制度化的现实背景说起，最后转到研读经典的现实意义这个重大话题上来。

　　他说，网络时代的最大困惑，就是书太多，多到人们读不过来。“在中国古代，最初的信息传播主要靠口耳相传，钟鼎、石刻、简帛，文字载体逐渐变化。汉武帝时期，东方朔上书有三千奏牍，需要两个人抬着呈送皇帝，读两个月才完成。古人常用‘学富五车’来形容有学问的人。其实，五车简牍，文字量并不是很大。今天很多人的阅读量远远超过这些。”刘跃进借用典故，解释在印刷术出现之前，信息传播不便，阅读、掌握经典，本身就是有学问的标志。

　　随着纸张的出现，知识的传播逐渐便利起来。“东汉大学问家王充，就常常去书肆看书，也就是今天书店的原型。西晋左思一篇《三都赋》，坊间传抄，一时间竟洛阳为之纸贵。”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刻本，书籍的流传主要靠传抄，因此，很多穷读书人，便通过抄书谋生。

　　“雕版印刷发明之后，书籍成倍增长，取阅容易。尤其是北宋庆历年间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同时代的沈括《梦溪笔谈》及时记录下来，说这种印刷如果仅仅印三两份文字，未必占有优势；如果印上千份，就非常神速了。一般用两块版，用一块印刷时，在另外一块上排字，一版印完，另一版已经排好字，就这样轮番进行，真是革命性的发明。书多了，人们反而不再愿意精读，或者说没有心思精读了。读书方式发生变化，做学问的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就像纸张发明之后，过去被少数人垄断的学术文化迅速为大众所熟知，信口雌黄、大讲天人合一的今文经学由此败落。而雕版印刷术、尤其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也具有这种颠覆性的能量。”朱熹说：“汉时诸儒以经相授者，只是暗诵，所以记得牢。”但随着书籍的普及，过去那些靠卖弄学问而发迹的人逐渐失去读者，也就失去了影响力。“文字印本多，人不着心读”。《朱子语类》所教导的，就是如何研读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