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文学研究的视域日益拓展，就诗词研究而言，晚清民国诗词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近年来，我国大陆学者在晚清民国诗词文献的整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港澳台地区以及海外学术界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晚清民国诗词研究成果。美国维思里安大学亚洲语言文学系助理教授吴盛青将目光锁定社会变革与诗词流变的关系。她主要关注哪些问题？研究有何特色？近日，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吴盛青。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晚清民国诗词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于哪个时间段，哪些群体？为什么？

　　吴盛青：仅就我刚出版的Modern Archaics: 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in Chinese Poetry 1900-1937来讲，我关注两个时间点：1900 庚子事变与1911辛亥国变。这两个时间点，在当时的诗坛巨擘无论是陈三立还是郑孝胥、沈曾植、朱祖谋的诗歌创作中，都是界碑式的年份，代表了他们写作生涯中的分水岭。井喷式的产量以及技艺的精进，显示了集体的丧乱经验为审美的收获提供契机。赵翼有名句：“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但是我试图强调的不是这种直接的因果链接，因为文学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回应必要经过复杂的美学与心理机制的陶冶，过滤，扭曲或转移。既不是以诗证史，也不是说诗歌是历史的反映，而是简单来说，诗与史的互动，他们通过文字与集体的创伤性的历史经验搏斗缠缚。就诗人群体来讲，侧重以王鹏运、朱祖谋为首的词人群体，以陈三立与陈衍为中心的宋诗派诗人。你问我关注哪些群体，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虽然我说了几位主要诗人的名字，但是研究晚清民国诗词，要注重群体酬唱活动，集体记忆书写问题，而不是强调个人的声音或是创造性。 另外，书中还有一章关于吕碧城与词的空间的开拓，那是一篇2004年发表的旧文。其他还涉及陈衍的《石遗室诗话》与诗歌经典的形成问题，朱祖谋与龙榆生的师承关系以及现代词学学科的建立，苏曼殊、吴宓等用旧体翻译外国诗歌等内容。

　　《中国社会科学报》：目前，似乎许多学者都将目光投向了晚清遗老的诗词创作，您认为原因何在？

　　吴盛青：遗老一词含有贬义，陈衍曾反问说：“老则老矣，何遗之有？”海外学界倾向用“遗民”一词，显得比较中性些。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这一遗民群体在二十世文学史上长期被淹没、压抑乃至失踪。而这个群体（只能大致来说，本身情况很复杂，政治文化立场也很不统一），作为科举制度下最后一代文人，经受过严格扎实 的文史训练，坚实的知识的储备，很多人到了民国，无论其是否对新政府不满，都能容易将其拥有的文化资本参与到现代文化生产领域里，是民国文化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如最近韩嵩文的林纾研究（Michael Gibbs Hill ， Lin Shu, Inc.：Translation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Culture ） 。从史学界来看，桑兵的民国学人研究（其中有很多遗民转化成现代学人）、 “中研院”林志宏的《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等是近一时期遗民研究的重要成果。而从文学来讲，新加坡大学的林立的《沧海遗音：民国时期清遗民词研究》梳理了遗民与清末民初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他们对家国丧乱的集体书写。不仅有新颖的阐释视角、理论关照，还有许多细致深入的对朱祖谋、陈洵的词作的文本分析。遗民文学是一块富矿，可继续拓展。

　　遗民的旧朝情结有许多政治文化的模糊地带，不能简单用以保守落后的标签一棒子打死。同时作为文学研究来说，我们至少也应关注（如果不是更多的话）那些历史潮流的暗角，悲观、忧患、颓靡、破碎的生命情调与时代景观。

　　再者，诚如已经提到的，许多遗民为民国文化作了很多贡献。2012年年末，在台大举办的《民国风雅：现代中国的古典诗学与文人传统》的学术研习营上，有四篇关于朱祖谋的论文，让我颇感振奋，因为朱氏，身为遗民，是二十世纪词学的关键性人物。这些遗民的文化身份在民国都有转化。比如朱祖谋，在绝命词中写道：“泡影事，水云生，枉抛心力做词人。”词人，其中固然有诸多的辛酸与不甘，但已是他对自己文化身份的定义，这对一代士人来说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自我文化身份的转换。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抒情传统与维新时代》一书序言中提到，以晚清民国的古典诗词及其他抒情文体切入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这与传统的“以诗证史”有何不同？

　　吴盛青：陈衍所谓民国诗人所写都是变风变雅，时代哀音。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诗史”，而晚清常州词派还有个概念即是“词史”，周济明确提出“词史”，要与诗史并尊，也就是传统的写男女之情的词都被寄寓时代历史的大悲慨。但是不应忘记，中国传统对诗歌的理解，除了诗史外，是“抒发情志，”这与诗史并行不悖。关于“抒情”与“诗史”的互动，去年遽然长逝的张晖君的《中国“诗史”传统》中有系统且发人深省的阐发。旧体诗词与时代的互动微妙而复杂，显示出诗人们在历史体验和个人感受之间所建立的美学距离。当代文学理论中更是对诗（或是抒情文类）与历史的关系有诸多丰富细致的讨论，“证”（见证，证明）的关系只是其中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提到海外词学是很小的学科，那么海外对于晚清民国诗词的研究现状如何？能否简单介绍？

　　吴盛青：晚清文学与文化在近一时期在海外受很多关注，但是很多关注的视角是从中寻找现代性与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近代小说与社会文化变迁有更紧密的关系，为现代性的讨论提供丰富的资源，这一方面的代表作无疑是王德威老师《被压抑的现代性》。而诗歌，作为高度风格化与文体意识很强的文类，它与现代性的关系不是那么显豁，所以这一领域的学者相对也比较少，而且小说与诗歌相比，在近现代文化里，研究小说的人无疑更多。寇志铭（Jon Kowallis）几年前出的The Subtle Revolution《微妙的革命》是开山之作。在词学研究中，叶嘉莹先生的关于清词的英文论文有筚路蓝缕之功。施吉瑞 （J. D. Schmidt) 有关黄遵宪的专著《人境庐内：黄遵宪其人其诗考》，他还在继续研究黄遵宪，追踪他的海外踪迹。他最近刚出了关于郑珍与现代性的问题的著作 （ The Poet Zheng Zhen (1806-1864)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Modernity）。其他还有几部英文博士论文，蒋英豪的关于庚子诗词的研究Literary Reactions to the Keng-Tzu Incident (1900) （1982）； Hyong Gyu Rhew 关于陈衍与同光体的诗论研究的博士论文Ch’en Yen (1856-1937) and the Theory of T’ung-kung Style Poetry （1993）；杨昊昇关于现代作家的旧体诗词创作的博士论文A modernity in Pre-modern Tune: Classical-style Poetry of Yu Dafu, Guo Moruo, and Zhou Zuoren （2008）。另外，性别研究与明清女性作家一直是海外汉学中很活跃的一块。孙康宜、 魏爱莲(Ellen Widmer)、方秀洁 (Grace Fong)、钱南秀都关注晚清闺秀与新媒体新时代的关系。钱南秀已完成了其关于薛绍徽的英文专著，方秀洁有个研究课题与吕碧城的英文评传有关。其他具体的书单可参考我与高嘉谦编的延伸阅读书目，收在《抒情传统与维新时代》一书里。

　　不知您的“海外”概念里，是否包括台湾，台湾有几位学者研究清词，很出色，如卓清芬、侯雅文等。其他还有林香伶的数种南社研究，黄美娥的《重层现代性镜像：日治时代台湾传统文人的文化视域与文学想象》。林立除了中文著作《沧海遗音》外，还有数篇中英文论文谈二十世纪的词在海外的播迁。高嘉谦的博士论文《汉诗的越界与现代性——朝向一个离散诗学（1895-1945）》（2008），非常精彩，书即出。书中描述了在历史时间与空间的大裂变中，汉诗在台湾与南洋的写作。这种境外的写作与流动，与异质文明的撞击，形塑了汉诗的独特的现代性的面貌。

　　《中国社会科学报》：海外用抒情传统的框架研究晚清民国的古典诗词，除了您还有没有别的学者呢？

　　吴盛青：陈世骧教授以《论中国抒情传统——1971年美国亚洲研究学会比较文学讨论组致辞》等一系列文章，揭示和命名了“抒情传统”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诠释概念与认知框架。这个学说在台湾与香港影响深远，有几代学者参与其中。有关“抒情传统”的论述与相关理论，可参考陈国球老师最近出版的《抒情中国论》。王德威老师将这个概念用在现代文化的研究中，来建构“抒情”与现代性的关系，很有启发性，但是他的研究侧重叙述文类（《现代抒情传统四论》）。高嘉谦与我在《序言》中提出，将抒情传统的观照放在近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这是我们提出的一个研究与省思的视角。十九世纪后期以来，小说地位已大幅跃升，而透过“抒情传统”论述的菱镜来考察十九世纪末以降文学史各环节之间的关键性转折，可以有效展示抒情文类在现代流变的丰富差异，与现代的紧张关系等。这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引发相关探讨与论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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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盛青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美国维斯里安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亚洲学院中国文学副教授。著有

　　Modern Archaics: 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in Chinese Poetry 1900-1937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3)；编著有《抒情传统与维新时代：辛亥前后的文人、文学、文化》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与高嘉谦合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