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13日，正在新疆采访的本网记者获悉，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陆学艺先生因病去世。悲痛与遗憾，瞬间充溢了记者的内心。陆先生逝世一周年到来之际，这种心情更为迫切。

　　时光已过去三年，采访这位慈祥而坚持真理的老人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记得当时联系采访陆先生并不困难。不过因为陆先生很忙，记者多次拨打他家的电话才取得联系。没想到他会痛快地答应下来，并且告诉记者，那个周五恰好社会学研究所有会，可以先去听听会，然后在会议的间隙采访。

　　又没想到，周五采访中，距离会一下消除，陆老没有知名学者的架子。说到各个地方，包括记者的家乡，陆老都能说出来龙去脉。无论生产队、乡、镇等农村的组织，还是社会结构等宏观话题，他都了然于心。谈起他下基层的事情，更令人感觉他是个“有故事的人”。而后，对稿子他又仔细审改，并且用传真发给记者，安排得妥帖、周道。

　　陆老离开我们将近一年了，记者仍感到他的身影并未远去，他仍在自己钟爱的学术田野中跋涉、观察，启迪、鼓励着学术的后辈深入基层求索真学问。

　　十年积累的一篇文章

　　一些同行戏称陆学艺先生为能给农业做“预测”的学者。对于农业，他可谓了如指掌，对全国粮食总产量等数据所做的预测屡试不爽，各项数据和根据分析得清晰可信，常令听者感到惊异。对于别人的疑问和惊奇，陆学艺解释道，准确的预测实际上并不是出于“特殊本领”，而是源自他多年在基层调研的积累。

　　按照学术的“科班”而言，他的本科专业并不是社会学而是哲学。从哲学到社会学，他经过了“半路出家”的转变，其中贯穿了他对于实际问题的关注。

　　谈起这段“转行”，陆学艺先生曾说，他本人就是农村出身，与农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他关心实际问题是从大学时代开始的，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学习时，全国的生活条件比较困难，群众吃饭曾经都成问题。一天，他接到父亲从江苏无锡老家寄来的一个包裹，里面是家乡人那时的食物，打开一看，竟是草籽。苏南向来以“鱼米之乡”著称，当时如此艰苦的情形令陆学艺惊诧不已，至今印象仍然深刻，他深切地感受到发展农业生产、满足群众温饱要求的重要性。正是在这种环境下，陆学艺开始思考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此后，除了阅读书刊报纸等各种材料，陆学艺一有机会就去农村调查。

　　为了亲身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上大学放假回家时，陆学艺常利用火车票6天时间到期的条件从北京返回无锡老家，远远超过火车单程运行所需的时间。一路上，他趁机开展调查，在火车上与乘客聊天，又先后在沿途的德州、济南、滁州等地下车，到现场了解实际情况。回想这段经历，陆学艺向记者谈出体会：学者调查的天地广大，到处都可开展调查，学问就能从中发现。

　　这段大学时期的调查经历，开启了陆学艺下基层掌握实际情况的行程。他常利用各种机会到基层深入农村，了解真实情况。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习、工作之后，在“四清”运动时期，陆学艺得到机会三次下乡，用了两年多时间深入基层。1964年8月-1965年7月，他到湖北省襄阳县；1965年10月-1967年1月到河北省徐水县；还有一次是在北京郊区大兴。陆学艺认为，自己真正懂农村始于此时，这些经历令他摸清楚了农村，农村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的情况，他都心里有数；农村大队、小队的账簿只要拿到手上一翻，虚实一目了然。别人不愿意去的下基层任务，陆学艺会争着去。他告诉记者，那时还没有课题、项目等可言，下去调查只是出于兴趣。下“干校”时，陆学艺在河南省息县和正阳县前后两年多时间实地观察，常常到“干校”周边的农村与老乡聊天，了解实际情况。

　　机会是悄然到来的。1978年的6、7月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陆学艺得知中央将召开会议解决农村问题，这个消息促使他把自己积累的观察与思考发表出来。他关在家里写了一个多月，把前后十年的观察、思考的问题，一口气写下了四万字，写成了一篇《关于加速我国农业发展若干政策问题的建议》。这篇文章经编辑摘编后发表于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后又刊载于《内部参考》。陆学艺说，写出这篇文章实际上花了十多年时间，是十年深入基层的结果。

　　“吃透两头”的县委副书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使陆学艺能够进一步深入农村，在农村的广阔天地中，他不断地一边奔走，一边观察，一边思考。

　　1983年，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后，农业连年取得丰收。在这种可喜的形势下，陆学艺意识到一个问题，按照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他做出判断：农村的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改变，还会有一系列需要解决的矛盾，他认为这类矛盾集中于县级单位。基于这种判断，他提出建立若干个县级体制改革试点，以便提出改革方案在全国推行。这个建议得到了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洪的肯定，他又让陆学艺去找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先生。杜老告诉他，“中心”本来也要做这件事情，所以安排由陆学艺带队。1983——1986年，陆学艺带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工业经济研究所、法学研究所、哲学研究所的7、8位学者到山东德州地区陵县，前前后后工作了3年。作为课题组组长，陆学艺还兼任该县的县委副书记。这位县委副书记在陵县做到了能够“吃透两头”：对中央和地方的实际情况都比较熟悉。农村蹲点的调查，陆学艺从中受益良多，在“三农”问题上的判断能力、发言权自此而来。

　　1984年，我国农业再次丰收，农民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第一次出现了“卖粮难”的问题。一些同志的认识出现了偏差，农村政策有所改变，原有的一些优惠政策发生了变化，农业增产的形势就随之变化，农民对此颇有意见，1985年即出现了农业减产。在基层的陆学艺对此有真切的认识。1986年，他写成《农业面临比较严峻的形势》一文，发表于当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要报》。同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提出要重视这个意见。最终，实践证明陆学艺所提的意见是正确的。

　　在基层寻找社会现代化的力量

　　陆学艺先生长期关心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他认为问题的答案就要到基层去寻找。经过几十年的工作，他曾调查过中国的31个省市。这种经历使得陆学艺成为对农村状况摸得很清楚、细致的专家。他概括道，做社会调查两种方式都要采用，一种是走马观花的，另一种是蹲下去，研究者要将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通过调查，为农村、农业的现代化想办法、出思路，发挥学术研究服务实践的功能。

　　除了“三农”问题，社会分层、社会结构等都是陆学艺关心的问题。经过调查，他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通过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建设实现，社会管理最终要落实于社会结构改革，建立现代化的社会结构。对实现现代化而言，社会建设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仅实现经济现代化还远远不够，因此，必须实现社会现代化。

　　在成都等地的调查令他坚定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今后30年的任务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切实抓好民生事业和社会事业，同时推进社会管理建设；第二阶段以社会体制改革为中心解决一系列的问题；第三阶段最终实现社会现代化。

　　对于到基层开展调查研究，陆学艺曾表示，就社会科学而言，与人文科学有同有不同，社会科学更具实践性、应用性，它直接来源于实践，回应实践提出的问题，总结概括社会发展的规律，解释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理论、方法，推动社会前进。因此，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真实情况在大楼里不可能全面了解，做学问必须到基层去，一定要面向实践，到实践中去，将“走马看花”的巡回式调查与“下马看花”蹲点调查结合起来。

　　他还说过，人文学科的研究也总是为实践服务的，所以研究者也要关心现实，必须下到基层去。“实事求是”是一个做学问的传统，“事”就发生在社会上、群众中，“是”也要到社会上和群众中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