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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范式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 ——基于新中国70年学术研究现状的反思
2020年05月23日 07:23 来源:《教学与研究》2019年第10期 作者:王海锋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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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之一在于,摆脱苏联哲学原理教科书的束缚,走出自我的理论独尊和思想封闭,积极展开与各种学术思想的“对话”,形成了“对话”的研究范式,并在这一范式的引导下日益走近世界学术舞台中央。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学理化的要求、中国道路探索的实践要求以及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交流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话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态势,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的“会通融合”,关键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儒学各自思想性质、特征的基本定位和判断,在于会通“结合点”的选择。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就已开始,但只有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一“对话”才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为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只有基于“译介和人物研究”,客观认知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实质,才能在“对话”中实现理论自觉和问题自觉,确立研究的主体性,占据理论的“制高点”和“话语权”,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中国”成为可能。

  关键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中国70年;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话”范式;

  作者简介:王海锋,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教授(北京100081)

  基金: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书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史(1978-2018)”(项目号:18BZX012)的阶段性成果;

  不同思想理论或学说之间的对话,是学术思想不断创新发展的不二法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在现实的维度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相结合的结果;在学术理论的维度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学)以及国外马克思主义“对话”的成果。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之一在于,摆脱苏联哲学原理教科书的束缚,走出自我的理论独尊和思想封闭,积极展开与各种学术思想的“对话”,形成了“对话”的研究范式,并在这一范式的引导下日益走近世界学术舞台中央,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的发展贡献了思想智慧。我们认为,融通古今中外各种学术理论资源,展开积极的思想“对话”必将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发展,但是,基于“对话”范式的学术理论资源的借鉴,则要注意诸多问题。这里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话”

  中西方的文明对话古已有之,但真正来说,近代以来的文明对话更具价值。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的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本就是诞生于西方的学术,但在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中,在变革中国的同时实现了理论的发展,并跃升为中国道路探索的重要思想智慧。近代以来,“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时刻困扰着中国学人,向西方学习(思想的、制度的、技术的)知识便成为有效路径之一。不同于20世纪初学术界的热情高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向西方学习”相对呈现出“沉寂”的景象,这是特殊的历史境遇造成的。

  打破上述景象的,则是改革开放。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往被批判为“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的西方哲学代表人物、著作及其思想均被引入,并在中国人渴望获得西方学术思想滋养的助推下,在80年代末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与之相应的是,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也出现了类似的情景。“以亚(里士多德)解马”“以康(德)解马”“以黑(格尔)解马”“以海(德格尔)解马”等研究方式纷纷涌现,尤其是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学术向何处去”的追问中,这种与西方哲学对话、进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理化”的进程中实现其理论的创新成为一股热潮,从而开辟了一条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对话”创新的逻辑理路。

  在我们看来,新中国成立70年来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引入西方哲学思想资源,并积极展开对话,主要基于如下的考量。

  一是满足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学理化的要求。客观地讲,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其关键因素之一就在于,学术界摆脱苏联传统原理教科书的束缚,在“学术理论”的层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展开的学理化探讨。按照学者们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以人类解放为旨归的哲学思想,蕴含着深刻的思想资源。作为西方近现代哲学思想的代表,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内容、思维方式以及解释框架,尤其是使用的概念、范畴、话语方式等,均与西方哲学思想有着深刻的渊源。因此,学者们认为,现有的研究就不能局限于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而是要将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费尔巴哈、黑格尔、海德格尔、哈贝马斯等西方思想家进行比较研究,以便凸显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时代价值。更为关键的是,伴随着学界对基于苏联传统哲学原理教科书的批判,在文本解读基础上从物质本体论转向实践本体论、从实践本体论转向生存本体论,也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观进行了拓展性研究。在这种研究场域中,一些学者开始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西方属性”,希望将其思想纳入到西方整体的思想史背景之中,揭示其思想所蕴含的“继承性和独特性”特质,在比较对话中凸显马克思恩格斯等思想家的理论价值。例如,对于马克思实践观的反思,一些学者在概念变迁的意义上,将实践概念诞生的源头追溯至亚里士多德,并由此在西方哲学的话语体系和观念变迁中重新审视“实践”的真实内涵。再如,在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问题上,学者们在西方整个政治哲学尤其是近代卢梭以来的政治哲学谱系中探索其主要观点、核心问题的演变过程,从而在近代以来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背景下对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思想加以考察。更有甚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阐释中,借助伽达默尔解释学的原则和方法论,对其展开研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文本—文献学”的创新路径。当然,真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化做出贡献的是,学术界在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史境遇中对马克思哲学所作的探索。学者不仅在宏观层面比较了马克思与黑格尔继承性和差异性,更在微观的层面比较了两者在辩证法、历史观、现实观、政治哲学观等方面的异同,从而既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继承性,又呈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独特性和科学性。应该说,上述的“对话”具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这种“对话”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认识,拓展了其理论来源,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展示了其思想的内在魅力和当代性。

  二是满足中国道路探索的实践要求。正如前面所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既是学术界理论自觉的成果,更是现实社会发展的结果,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国情世情相结合、与中国的具体问题相结合,最终实现了以发展着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以新的实践推动理论的发展。当然,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扎根的根本原因。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话其实也遵循着这样的规律。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展开,我们在现实的层面遭遇到一系列问题,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经济改革的问题、文化体制创新的问题、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消费主义兴起的问题、公平正义的问题、价值观变革的问题等等,这些都需要从理论上作出回答。一方面,我们理所当然地要依靠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但另一方面,我们则需要向西方学习,引介西方的学术理论资源,进而为破解中国问题提供思想指南。例如,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的生存方式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学者们发现,海德格尔的“生存论”阐释和马克思对人的自由解放的关注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于是,在生存论的视域中,开掘马克思的思想资源,丰富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内涵,开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再如,一些学者发现,在中国所进行的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乃至信息化社会的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其实在西方迈向现代化的路上也遭遇过类似的问题,如,消费主义的问题、大众文化的问题、现代性危机的问题、生态文明的问题、公平正义的问题等等,因此,积极地引入西方学术理论资源并展开“对话”,就成为必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在“问题”层面上展开的“对话”,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事实证明,这样一种“对话”的确丰富了理论资源,开拓了理论视野,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从“学术创新”转向“问题破解”,从而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内容,进而推动了中国道路的探索。

  三是满足中国学界与西方学界进行学术交流,推进中国学术走出去,增强中国学术影响力和话语权的要求。客观地讲,纯学术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西方学术界的对话,实则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学术思想被大规模地引介,中国学者也积极阅读、研究西方学术经典著作,并试图在对“西方理论”研究上,与西方学者一比高下。例如,国内的康德研究,逐步从文本译介转向对康德某一范畴(如“想象力”“物自体”)、命题(如“为理性划界”)的理解,并在这些问题上发表独到的见解;参加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进行学术交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则是通过马克思与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哈贝马斯等人的比较研究,与西方解读类似问题的学者展开平等“对话”。较之于改革开放前的冷战思维主导下的“敌对”格局中的“二元对立”,改革开放后相对“超意识形态”层面的“对话”,使得中国学术在与西方学术展开同台竞争中,逐步走向世界,大大增强了中国的学术影响力和话语权。

  在上述意义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展开的与西方哲学的对话具有重要的价值。例如,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摆脱简单依赖以哲学原理教科书为阐释框架的研究范式,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部门哲学或应用哲学的学术图谱,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性,使之能够自信地与当代西方学术对话。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学术研究中出现的“以亚(里士多德)解马”“以康(德)解马”“以黑(格尔)解马”“以海(德格尔)解马”等研究方式,在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具学学性的同时,导致其不同程度地退回到“观念论”哲学的境地,导致本来已经超越“思辨形而上学”或“经院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返“形而上学化”或者“经院化”的致思理路。从本质上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不再简单地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思辨理论,而是关注社会现实生活的学说,是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改变世界的哲学。但是,过度的“西化阐释”导致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越来越被打扮得像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或思辨哲学),却越来越远离自身的理论旨归,这实则不是彰显而是矮化了其理论的伟大意义。同时,由于一些学者对于以西方哲学为代表的西方学术缺乏必要的反思和批判,导致我们的研究几乎成为西方学术的“搬运工”。正如有学者所评价的,“虽然这种学术‘搬运工’或‘学徒工’的工作,对于当下中国学术资源的引进,对于构建中国学术的多元结构和生态等,都是有重要意义的,但它的意义主要在于引进,而非原创。如果不能把这种引进变成资源的消化和方法的习得与会通,从而转化为对于中国本土问题的深耕和探究,那就只能长期充当西方‘学术搬运工’的角色。”1因此,我们倡导应该以理性批判的视野审视西方哲学并与之展开平等的对话。恰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以西学解马’可以分两种:一种是以西方近代哲学为资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一种‘启蒙主义’式的解读;一种是以西方现当代哲学为资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一种‘后现代主义’式的解读”,2并认为这种解读完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最终只能导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背离。对此,我们亦有同感。

  因而,我们主张,在西风劲吹、西方学术思潮此起彼伏的历史关头,马克思主义哲学理所当然地要展开与西方哲学的对话,并在对话中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话”应该是摆脱“学徒”心态,3以“问题”为中心的,以“现实问题”为切入点的,以推动学术理论繁荣和现实变革为目的的。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的“对话”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历史经验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在中国扎根、开花、结果,在现实层面,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问题的结合;在理论层面,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得益于其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4“对话”(会通融合)。这实则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对话”范式的另一维度的表现。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5这启示我们,在理论层面,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必然依赖于其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对话”——会通融合。

  梳理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关系的讨论,大致包括:“排斥说”“会通说”“并存说”“综合说”以及“主辅说”,等等。在每种论说背后,其实隐含着不同的理论旨趣和价值追求。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顺利实现中国化,儒学进入现代并顺利实现创造性转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会通融合。例如,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如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李达、瞿秋白等)基于自身的儒学理论背景,以“中国向何处去”为核心问题,逐步接纳和认同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唯物史观),进而创新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使其成为中国思想变革的先声,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同时,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的儒学研究者则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资源,发展出了各自的理论体系,实现了儒学的创新性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在思想解放和现实变革的双重背景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的关系则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局面。一方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步摆脱苏联哲学原理教科书的羁绊,走向哲学自我的反思和理论建构,因而,不再拘泥于自我的文本解读,而是逐步转向理论的“对话”,这就包括了与儒学的“对话”。由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延续其积极向儒学借鉴理论资源的传统,希冀在“对话”中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学界的共识。另一方面,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崛起和社会的巨大变革,儒学研究者意识到,已有的现实根基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例如,在理论的层面,西方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引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等,都是其发展中不得不面对的思想资源。因而,儒学向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靠拢就成为当务之急,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的会通融合就成为新时期的主要学术态势之一。

  当然,在这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儒学热”和“国学热”引发的儒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挑战,集中表现为试图以儒学来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极致的表现是“政治化儒学”或“儒学国家化”。又如,少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急于为现代化的中国提供精神资源,积极向儒学靠拢导致的失却立场的“马克思主义儒学化”问题。再如,少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强行以马克思主义为标准,不加以区分地对儒学进行强制阐释,导致“儒学马克思主义化”的问题。客观地讲,这些现象的发生,表面上看,似乎促进了二者的会通融合,但实际上却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儒学的现代化。

  我们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会通融合的结果,它体现了当代中国的哲学或者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形态。因而,任何试图以儒学来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路子都是走不通的,因为它违背了历史事实,也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恰如有学者所深刻指出的,一个多世纪的中国现代化历程表明,任何一种思想和学说在中国的合法性不是以是否儒学化来证明的,而是由它是否解决了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来证明的。我们不能简单采用儒学的话语系统,将马克思主义是否儒学化作为评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否成功的标准。6在这个意义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儒学的现代化,关键的节点就在于,能否在会通与融合中破解中国现代化问题乃至人类性的现实问题。

  具体来讲,在理论层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的会通融合,关键在于破解如下的问题。

  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儒学各自思想性质、特征的基本定位和判断。客观地讲,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儒学是代表两种不同文明类型的理论话语体系,其所关心的问题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例如,儒学是诞生于传统农业社会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人类进入工业化社会所产生的理论体系。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知,以便找到新的切入点。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是两个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思想体系,它们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对立,否认这种对立是错误的。但它们之间除有对立的一面外,还有互相契合、互相补充的一面。……从整个人类文化的交往、发展看,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是现代西方文明的主要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孔夫子是古代东方文明的主要代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与孔夫子相结合,实质上是东西两大文化、文明相结合。”7在这个意义上,“对话”的前提是对各自的理论有所熟悉,进而指出其异同,找到会通融合的切入点。

  二是基于上述判断基础上的二者会通的“结合点”的选择。毫无疑问,作为人类自我意识的理论表达,不同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存在相通之处的。作为西方文明之集大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作为中华传统文化集大成的儒学虽然有着各自的关注点,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共同的聚焦点。例如,儒学关心伦理层面的人的成人、成圣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关心的现实世界的变革和人的解放问题。二者似乎都把“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放在理论的中心。因此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的会通,不是能不能会通的问题,而是如何会通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关键是要找到“结合点”。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哲学传统上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结合点,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到中国哲学传统之中,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认同为中国哲学的关键。”8

  可喜的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学界在一些方面找到了“结合点”,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例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冯友兰、贺麟等儒学大家逐步在思想上和学理上认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传统哲学作了新的理解和阐释,形成了各自的理论体系。又如,学术界对儒学思想中蕴含的价值观、人生观、民本思想等作了深刻揭示,以之来补充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观、人生观和民本思想,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内涵。又如,有些学者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将传统儒家论及的“义利之辨”思想融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使之转化为适应市场经济、当今社会之需要的“义利统一”或道义与效率统一的原则,使儒学的创新与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确实可以形成“健康的互动”。9再如,有学者认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与儒家终极关怀价值系统之间的深度融合,同样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重要的时代课题。在这方面,儒家终极关怀的价值系统或可为面向未来进一步拓宽马克思主义终极关怀的渠道或路径、扩大马克思主义终极关怀对普通民众的影响提供某些具有启发意义的借鉴。10也有学者强调,也许马克思主义对儒学可以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纠正:儒学必须特别重视“经济基础”的问题,在这方面儒学是十分欠缺的;必须克服儒学过于重视“人治”,而无视“法治”,也就是说要克服“道德至上主义”。那么,儒学对马克思主义是否有可补充和纠正之处呢? 至少也有两点: 一是“要重视传统”;二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具体讨论人的道德修养问题不多,但在儒学中这方面的论述特别丰富,也许马克思主义可以从中吸取某些有益的理念。11这些都表明,超越“应该”层面的探讨,并找到切实的“结合点”才是会通融合的关键。

  当然,这种会通融合对研究者的知识储备也是一个挑战。例如,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能够从容地将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对接”,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既熟谙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又及时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洗礼。又如,一些学者认为,从基本立场、思想内容、发展路径、解释方法等角度梳理,当代儒学的发展形成了保守主义儒学、马克思主义儒学、自由主义儒学、理性主义儒学四大流派并存之格局。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能不能对上述四大流派及其思想作出深入的理解与把握,进而找到真正的“结合点”,恐怕并非易事。12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要客观面对日益兴起的“儒学热”。我们应该清晰地意识到,作为一种诞生于农业文明时代的理论体系,在与其所适应的传统社会结构已经整体性地发生剧变之后,我们是否还需要流连于过去?换句话说,建立在传统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儒家学说有着与之相配套的社会结构,在历史的变迁中,一旦这一结构(如宗族制度)走向瓦解,其所依赖的社会现实基础必然发生变革,那么其理论的当代现实根基又何在?其理论现代转化的方向何在?这都需要我们做出探索和回答。因而,对于当代中国儒学来说,只有适应时代的变迁,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才是上策。正如《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所指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我们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坚实根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秉持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努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3

  在我们看来,对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在理论层面所面临的问题是,理论如何满足现实的需要问题。因而,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的“对话”,就不单纯是理论创新的需要,更是现实变革的需要。事实将证明,只有以“问题”(理论的或现实的)为中心或“切入点”,即在面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时,从各自的理论资源出发,发挥各自的理论优势,才能在学科协同中实现会通与融合。

作者简介

姓名:王海锋 工作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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