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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历程
2020年02月09日 08:41 来源::《湖南社会科学》2019年2期 作者:王文兵 字号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自觉;新民主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文化认同

内容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历程是中国先进分子、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认识旧文化、探索新文化的历史过程,是他们不断思考文化的基本性质并由此把握古今中外文化关系的历史过程。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自觉;新民主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文化认同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王文兵,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暨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自觉;新民主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文化认同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历程是中国先进分子、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认识旧文化、探索新文化的历史过程,是他们不断思考文化的基本性质并由此把握古今中外文化关系的历史过程。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历程主要经历了新文化运动、苏维埃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毛泽东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等五个阶段,并形成了两个历史周期:第一个历史周期是从强调文化的时代性到强调文化的阶级性,最终达到了文化的民族性、阶级性和时代性辩证统一的时代高度,或可称为走向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自觉历程;第二个历史周期是从文化的民族性与阶级性的纠结中日益重新强调文化的阶级性,经由文化的阶级性维度退隐而其时代性维度凸显,再次重新达到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辩证统一的时代高度,或可称为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觉历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历程呈现出一种“辩证否定的思想运动”,集中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认同轨迹。

  标题注释:湖南省教育厅开放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历程研究”(编号:15K12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文化意识并日益发扬光大,至今已近百年历程。回顾和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历程,对于我们科学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关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文化运动:文化的时代意识

  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化自觉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即中国先进分子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分析从“器物”“制度”层面深化到“心理”“价值”层面,集中体现为中国先进分子从“集体转向”[1]认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到认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转变和思想分化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历程首先表现为中国先进分子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自觉历程。

  一般认为,新文化运动始于1915年,结束于1923年,并以“五四”运动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倡导文学革命和个性解放,反对封建专制和封建礼教,实质上主要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批判和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正如有学者所说:“大约在本世纪一十年代中期‘五四’运动前夕起,中国思想界掀起了一场持续达十多年之久的关于中西文化(或作东西文化)比较的论争,比较两种文化的差异,阐述其特点,并评议其高下优劣。这场论争名为中西或东西文化的比较,实质上并没有比较中西文化发展的全过程,只是比较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也就是说,主要不是中西或东西的对比,而是封建社会文化与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对比,比的主要是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文化,而不是不同地域、民族的文化。”[2]后期则以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反思和批判资本主义文化为其中心内容。新文化运动通过“五四”运动实现了自我更新,完成了两次思想飞跃,即从中国传统文化飞跃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飞跃到马克思主义,解决了“以敌为师”的历史悖论。[3]正如毛泽东所说:“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4]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最初酝酿于新文化运动后期。

  中国先进分子正是在新文化运动后期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在这一时期,中国先进分子以及随后的中国共产党人主要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当时中国社会文化环境和面临的时代任务,特别强调文化的时代性、阶级性和变革性,深刻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封建宗法性及其腐朽性和西方现代文化的资产阶级性及其虚伪性,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之间的对立性为主线,以强调文化的时代性、阶级性而淡化其民族性为鲜明特征,阐明中国社会文化变革的方向和迫切性,说明中国社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摆脱内外压迫,走向复兴,反复驳斥所谓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社会文化特殊论”,走上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艰辛历程。新文化运动意味着中国先进分子对“古今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和反思,从文化的“器物层面”“制度层面”深入到文化的“价值层面”,并从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转向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中国先进分子的思想转变步伐是急促而紧迫的。以陈独秀为例,1916年2月,陈独秀说:“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恪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恦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5]这里陈独秀所谓“伦理觉悟”“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实质上是主张用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取代中国传统伦理纲常。经过两年多的思考和探索,陈独秀已认定中西文化是新旧文化之别,势不两立,冰炭不容,绝不可能调和折中,革新就必须采取西洋的法子,守旧就必须采取中国的法子,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法子。1918年7月15日,陈独秀在其《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一文中说:“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迁就的。这两样孰好孰歹,是另外一个问题,现在不必议论;但或是仍旧用中国的老法子,或是改用西洋的新法子,这个国是,不可不首先决定。若是决计守旧,一切都应该采用中国的老法子,不必白费金钱派什么留学生,办什么学校,来研究西洋学问。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5]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和一年多的探索,陈独秀很快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转向马克思主义。1919年12月1日,陈独秀说:“十八世纪以来的‘德莫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兴财产工商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莫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5]在陈独秀看来,西洋“德莫克拉西”实际上也有新旧两样法子,财产工商阶级的法子是18世纪以来的旧法子,无产劳动阶级的法子则是20世纪的新法子。中国自然当取其20世纪的新法子而非其18世纪以来的旧法子。这里,陈独秀实际上已经把文化的时代性理解和诠释为文化的阶级性,或者说文化的时代性是由文化的阶级性来承载和代表的。

  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先进分子深刻认识到中西文化冲突主要不是地域性文化冲突,更非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辩”,而是一种深刻的时代性冲突,靠文化的民族性断断难以应对这种时代挑战,只能迎头赶上世界潮流,除旧布新,更新换代,中国社会文化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反叛自己从小耳濡目染的故国文化,反叛自己血脉相连的祖宗之道,既体现了壮士断腕、弃旧图新的勇气和激情,又蕴含着难以抑制的爱恨交织的矛盾心理。不管怎样,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满怀信心选择马克思主义,以批判和超越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为中国社会文化变革确立了新的方向和道路。如果说陈独秀等中国先进分子出于当时情势过分突出了文化的时代性而忽视了文化的民族性,那么,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人们则片面夸大、过分突出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和特殊性,忽视文化的时代性对文化民族性的压倒性优势。“从时代性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文化往往能够更为清楚地看出中国文化传统的自身局限之所在。但是,如果从时代性来论衡中国文化传统成为基本的乃至唯一的尺度,它所带来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事实上轻忽乃至抹杀了文化的民族性,并由此以西方文化为标尺而在整体上对中国文化传统做了否定性的判分和评断。”[6]而那些试图调和中西文化冲突的主张,尽管颇耐思量,但却难以应对中国社会文化变革的迫切需要,缓不济急。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突出文化的时代性实乃时代的需要,我们不能以事后的眼光苛求前人当时的思考。大势所趋,势在必行。只有站在时代潮头的人们才能深切体会和把握当时中国社会文化变革的迫切需要,并引领时代前进。保守论也好,调和论也好,并非没有道理,症结是不合时宜。只有以不破不立、新旧势不两立的决绝姿态,才能为中国社会文化变革打开缺口,指明变革的前进方向,否则,道理说得再完美也只是“说得好听”而“事实办不到”,徒增选择的困惑和彷徨,甚至失去选择的意志和能力,陷入无可无不可的渺茫境地。正因为如此,那些被视为激进分子的人们在当时成为引领社会文化进步的风云人物。

  马克思主义既批判封建主义,又批判资本主义,能够同时满足中国先进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实现双重批判和超越的思想需要。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其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双重批判和超越的思想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自觉的历史起点和思想起点。中国先进分子之所以能够批判和超越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就在于他们紧紧抓住文化的时代性,初以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继则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文化批判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分析说:“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既要否定中国过去的传统,又要否定西方对中国现在的统治,因而出路只能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7]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使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逐步形成的“中西文化”“两极对立”的基本格局转变到“中西马”“三元对立”的基本格局,为认识和解决中西文化冲突提供了崭新的视野和思路,为中国现代文化自觉确立了新的思考框架和发展方向。

作者简介

姓名:王文兵 工作单位: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暨马克思主义学院

职称:教授、博士生导师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刘思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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