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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公法研究四十年:历程、经验与展望
2019年07月11日 08:56 来源:《法学》2018年第10期 作者:黄瑶 字号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国际公法学从蹒跚起步到茁壮成长,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在几代国际法学者的共同努力之下,我国国际公法学呈现出专业化、多元化和国际化的良好态势,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学术的国际影响力日趋明显。与此同时,国际公法研究现存的主体性、实践性、体系性、原创性、批判性的不足,应引起学界和学者们的重视。进入新时代,中国国际法学者应对新问题、新挑战做出新回应和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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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国际公法学从蹒跚起步到茁壮成长,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在几代国际法学者的共同努力之下,我国国际公法学呈现出专业化、多元化和国际化的良好态势,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学术的国际影响力日趋明显。与此同时,国际公法研究现存的主体性、实践性、体系性、原创性、批判性的不足,应引起学界和学者们的重视。进入新时代,中国国际法学者应对新问题、新挑战做出新回应和新贡献。

    关键词:改革开放/ 国际公法/ 国际公法学/ 国际法基本理论/

    作者简介:黄瑶,林兆然,中山大学法学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公法学已走过四十年的峥嵘岁月,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回眸数十载国际公法学科的发展历程,总结经验与不足,这对国际公法的研究与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本文希望通过回顾和梳理我国国际公法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以史为鉴,对该学科之未来发展提出一些建议。

  一门学科的发展,不仅仅是包括创建者、研究者的学术观点和学术贡献,也体现了社会和时代在学者身上投下的缩影,时代与社会情景对研究者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因此,本文的研究务求“文”“史”“人”并重,以国际公法论文、著述等为叙事的主线索,同时又以具有代表性的国际公法学者作为阶段性划分的重要因素。之所以做这样的选择,一是因为改革开放至今涌现的国际法学者难以计数,文章著述卷帙浩繁,若事无巨细、不分轻重地进行全面的回顾,既不可行,也无必要;二是不乏优秀的文章资料对国际公法研究进行过归纳、回顾。①因此,限于篇幅和作者能力,本文不着重于材料的狩猎、堆砌或全面的总结、概括,而侧重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际公法研究的发展特色作出粗浅的归整、评价及前瞻。

  本文参考的研究成果样本具有广泛性、代表性和权威性,所选取的研究材料主要来源于如下参考资料:自1982年始至今的《中国国际法年刊》、中国知网期刊库核心期刊与集刊论文(包括法学、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类以及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期刊、集刊)、北大法宝期刊数据库中的国际法类期刊和集刊、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国际法学》以及其他回顾总结性的法学著作等。

  一、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公法学的发展阶段

  在“十年浩劫”中,原本就远未成熟的中国国际法学遭受重创,有组织和成体系的国际公法研究随着多数政法院系被取消和法学类期刊停刊而几乎完全停止。“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我国国际公法的研究和教学事业逐渐恢复并有了初步发展。以王铁崖、陈体强、李浩培、倪征等为代表的一批国际法前辈学者在百废待兴中为国际法学科的重建迈开了划时代的步伐。

  (一)起步期:1978~80年代末

  改革开放正式开始后,思想的解放与体制、政策的变化为中国国际法学的复兴提供了有益的气候和土壤。有学者将1979年到1989年称为“国际法学奠基的十年”②。高等院校和相关科研机构逐步恢复了国际法的教学与研究。例如,北京大学于1978年招收了“文革”结束后的全国第一批国际法硕士研究生;于1979年创办了全国第一个国际法专业,招收了第一批国际法本科生;于1983年创立了全国第一个国际法研究所,同年开始招收国际法博士生。③1980年2月,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宦乡同志和王铁崖教授创立了由外交部主管的中国国际法学会,为国际法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制度和组织基础。1982年,中国国际法学会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国际法学术刊物《中国国际法年刊》。随着法学类和国际政治学类等核心刊物的陆续复刊,这些刊物也开始刊登国际法学方面的文章,这极大地扩展了国际法学者对话交流的平台,为论文的发表提供了阵地。顺应改革开放的大势,一批优秀的国际公法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1.教材、专著和译著

  在这个时期,一批高质量的教材、著作和译著的陆续出版,为国际公法学的起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首先,新教材的编写极大地改善了国际法教学教材严重不足的窘境。1981年,王铁崖先生率先组织国内各大学国际法教授和专家二十余人,编写出版了《国际法》教材,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本国际法教科书。这本全国教科书还于1995年再版,并获全国文科教材一等奖。我国国际法学的一代宗师周鲠生教授的遗作《国际法》于1981年再版,该书对国际公法的教学与研究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后,一批国际法教材或综合性著作相继问世。例如,刘丰名编的《现代国际法纲要》(1982年),韩成栋和潘抱存主编的《国际法教程》(1988年),端木正主编的《国际法》(1989年),陈致中编著的《国际法教程》(1989年),等等。其次,一批高质量的部门法著作也得以出版,涉及范围广泛,包括国籍、条约、外交、豁免、国际组织、海洋、航空、环境法和国际刑法等诸多内容。④其中,李浩培先生所著的《条约法概论》是获得国家图书奖的第一本法学著作,成为当时中国部门法中最具影响力的图书。上述这些专著中既有老一辈国际法学者的名作,也不乏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的青年学者的力作。最后,鉴于我国国际法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译著成为了这个时期国际法学术出版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欧美和日本等国际法名家的重要综合性著作被译介传进国内。⑤同时,国际法各分支领域亦有大量的论著被译成中文,内容集中于海洋法、航空法、空间法和外交等领域。⑥

  2.论文

  改革开放之后,一批法学期刊相继复刊并开始刊登国际法类的文章,较早的包括《国外法学》(《中外法学》的前身)、《法学译丛》(《环球法律评论》的前身)、《法学杂志》《法学研究》《现代法学》等。其中,《国外法学》和《法学译丛》在这段时期以译介国外论文为主,内容开始从以苏联学者国际法学论文为主流,之后逐渐转向欧美、日本学者的作品。而社科综合性学术期刊也是国际法学论文发表的重要阵地之一。以《中国社会科学》为例,其在1979~1989年间刊登了四篇国际法论文,内容涉及条约法、刑事管辖权、引渡和联合国维和问题。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刊物也从80年代开始刊登国际法研究成果。此外,创刊于1982年的《中国国际法年刊》对提高我国的国际法学理论水平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以1982年的《中国国际法年刊》为例。作为创刊号的该卷共计508页,包括“论文”“评论”“特刊”“国际事件”“学术组织与学术活动”“书评”及“文件资料”七个板块,较全面地反映了我国国际法的理论研究、教学交流和国际实践的水平和动态。从栏目结构上看,年刊的“论文/评论+活动述评+文件资料”的编排模式一直延续至今(1982年至1990年的《中国国际法年刊》保持“书评”这一专栏,从1991年起取消);从文章内容上看,1982年刊刊登的论文或评论的题材范围之大、质量之高都是前所未有的。在老一辈国际法学者与“文革”后的一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年刊所载的研究成果基本涵盖了国际公法所有领域,包括国际法基本理论、国籍、外交、条约、领土、海洋、空天、人权、环境、国际组织、武装冲突和国际刑法等,⑧所涉内容涵盖中国国际法学的基本研究框架和方法。

  3.工具书及研究资料汇编

  国际法研究需要掌握和借助大量案例、条约、其他国际文件乃至各国法律和官方文件,仅靠教材和专著是无法深入国际法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因此,对国际法案例、文件资料和专门术语的汇编工作是改革开放后国际公法学的又一个“基础性建设”。1982年,由北京大学法律系的王铁崖和田如萱编的《国际法资料选编》的出版,正式揭开了参考资料性质的“基础工作”的序幕。随后,一批具有“基础性工作”的书籍相继出版,其中陈致中等选编的《国际法案例选》(1986年版)、黄惠康和黄进编著的《国际公法、国际私法成案选》(1987年版)等在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一些高校也集众人之力整理了用于教学科研的国际法资料。⑨此外,1989~1990年,中国国际法学会与外交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共同编辑的《国际法资料》由法律出版社陆续出版。除案例和研究资料之外,老一辈国际法学者还积极编写或翻译国际公法辞典和百科全书这类工具书,其中代表性的有:王铁崖先生与陈体强教授组织编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中的国际法词条(该书于1984年面世);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比较公法及国际法研究所编著的《国际公法百科全书》,由中山大学国际法研究室的老师和研究生翻译出版了四卷本。限于篇幅,其他的主要国际法工具书不在此一一列举。⑩

  老一辈国际法学者以坚定的学术信念、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栉风沐雨,披荆斩棘,带领青年学者们,在改革开放的头十年间共同搭建了中国国际公法学科的基本架构,形成了国际公法研究的学术风格和学术传统。他们在学习借鉴对象方面,既以苏联国际法学为师,又积极推动向欧美国际法学界学习;在学术旨趣上,他们既秉持实证法学严谨治学态度,搁置“姓资姓社”的标签区分,既有较强烈的现实主义、批判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精神,又有敢于在怀抱世界理想的同时正视国家利益和国际局势的情怀。(11)前辈们的这些特质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国际公法研究的后续发展。

  (二)发展期: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

  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2005年前)是中国国际法学稳健发展和国际法学者新旧更替的阶段。进入90年代后,改革开放进一步加深加快,思想的进一步解放与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对外的学习交流愈加便利、频繁,国际法研究与国际时事热点的结合明显加强。欧美国际法学逐渐成为了中国国际法学界的学习和研究重心,苏联解体后,对苏联学者著述的译介更是几乎停止。与此同时,老一辈国际法学者逐渐退出教学第一线,中青年学者开始崭露头角,成为学界的生力军。

  在著作方面,除日渐增加的自编教科书外,一些老一辈学者仍不断出版有关国际法基本理论的著作,如王铁崖、李浩培、赵理海等,(12)而中青年学者的著作则相对集中于各部门法,包括海洋法、国际人权法、国际组织法、国际环境法和国际刑法等领域,少数著作也涉及国际法基本理论问题。(13)另外,在此期间,由中青年学者为主导的学术队伍还翻译了不少欧美国际法学者的经典著作。(14)总体上看,译著数量有所减少,而专著和教材数量则有大幅提升;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国际公法研究顺势而为,乘势而上,著作出版进入了高速增长期。

  在论文方面,这十余年间发表的国际法论文呈现出以下特点:首先,论文数量迅速增多,译文占比明显下降。到80年代后期,由于重要法学期刊陆续创刊或复刊,加之国际政治类的主要期刊也开始刊发国际法文章,国际法类文章数量迅速增加。进入90年代后,随着《法学译丛》更名为《环球法律评论》、《国外法学》更名为《中外法学》,它们不再作为译文发表的平台,国外学者论文的译介数量也随之减少,这意味着国际法学者阅读和获取国外文献资料的能力和水平明显提升,由此,中国国际法学研究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其次,论文的内容与国际时事热点密切相关,研究领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欧洲联盟(15)和国际刑事法院(16)等重要国际组织和司法机构的成立,使得有关领域的研究论文相继问世。伊拉克战争、美国“9·11”事件等热点问题成为武力使用法(战争与武装冲突法)、国际反恐法、人权与主权关系等大讨论的契机。(17)同时,人道主义干涉、“保护的责任”也成为了学界讨论的热点。(18)国际环境法、空间法、国际人权法以及国际法与国内法之关系等议题也逐渐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19)最后,多数论文着重于国际法各领域和国际法专门制度的讨论。与老一辈国际法学者的论文相比,中青年学者和新生代学者的论题更加实用化、具体化、专业化,更以解决专门问题为基本导向。此期间国际公法学界虽不乏具有宏观意识的研究成果,(20)但较少对国际法基本理论或法理学、法哲学等抽象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包括: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流行,媒体与通讯技术的发达,学者获得外界信息水平的提高,高等学校或科研机构的业绩考核、科研评价机制侧重成果数量,等等。总之,影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随着千禧年前后老一辈国际法名家们的相继离世,中国国际公法学界完成了一次世代更替。“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中青年学者和新生代学者正式走到了国际公法学科舞台的中央。相对而言,得益于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他们与国际的接轨程度不断提高,他们基本秉持着老一辈国际法学者的实证法传统,将中国国际法学不断向前推进。

  (三)深化期:21世纪初至今

  从21世纪伊始至今的十余年内,中国国际公法研究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70后”“80后”的国际公法学人逐渐在学界登台亮相。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作为大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与此相适应,这需要中国国际法的研究在理论上、实践上及国家核心利益上要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因之,国际公法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的内容更加深入,学者们的研究也愈加细化和多元化。在欧美学术新理论范式引入和中国主体意识觉醒的双重刺激下,国际法研究开始注重批判精神和反思能力。一方面,我国国际法学不再简单以“西方理论”为“国际法现实”,开始转向实证方法、制度研究和本土实践;另一方面,国际法学呼唤基础理论研究。有学者直言,学者们应更多地回到理论、为研究而研究,不做课题式的专家,而是做真正的“学者”,以求对国际法的知识体系有全面、理性和批判的认识。(21)

  在著作方面,专著数量的增多成为本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在2008~2017年间,大概平均每年都有超过三十部专著出版。除国际法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海洋法和国际组织法等传统的主题外,(22)国际人权法、(23)国际刑法、(24)国际环境法(25)领域的著作占到了本时期专著的多数,网络、(26)极地、(27)能源、(28)文化保护、(29)公共卫生和传染病控制、(30)移民与难民问题(31)等一些新问题也陆续有专著出版。这些著作中的多数,或是博士学位论文修改后出版,或是与研究课题及科研项目有关,著作的研究方向和内容大都与国家需求或国际热点密切相关。

  论文方面的特点与上一阶段有较大相似之处。一是在主要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主要是国际法各领域问题、热点问题和对策性问题。从内容上看,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国际法、(32)南海问题和有关主权争端的解决、(33)包括深海、极地、网络、外空在内的“四大新疆域”(34)等主题较受国际法学者的青睐,国际环境法、国际刑法和国际人权法等领域也保持着很高的热度。二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等国家重要政策的影响下,大量学者开始了有相关性的研究,在客观上对有关政策的施行和宣传起到了一定的正面作用。三是在此期间,不少比较研究、跨国研究的成果陆续出现。(35)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由于研究的相对分散和方法论的不成熟,如何学习借鉴、为己所用仍是当前一个重要而困难的课题。

  至今,中国国际公法学者已形成一个共识: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现代国际法不仅是和平共处的法律和主要调整国家间关系的法律,还是合作发展之法、关系全人类利益之法;国际法既可以成为维护国家利益的工具,又是具有独特价值诉求的体系,还是处理全球性问题的技术治理手段。这一认识高度有助于国际公法研究步入进一步精细化、专业化和多元化的发展阶段。

  二、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公法学发展的特点

  (一)研究领域的拓展和论题的深入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国际法学的研究就有了较为宽广的国际视野,研究领域能与当时世界国际法学保持基本一致。在国际法基本理论、条约法、海洋法、领土法、空间法、人权法、武装冲突法和联合国法等传统领域,当时我国国际法学界都有对应的知名学者。然而,由于基础条件的限制,这些领域的研究从整体上看还不够全面、深入,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较大差距。随着学科体系的形成、稳定,与国际学界交流对话的程度不断提升,我国国际法学的研究逐渐深入与提升。在近二十年,因国际形势和国家需要等原因形成了一些专业研究热点。例如,2013年菲律宾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之后,海洋法从1982年通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后少人问津的“冷门”领域,迅速成为“显学”,并带热了海洋争端的解决机制研究。又如,在武力使用法领域,自卫权的行使、人道主义干涉和“保护的责任”学说成为了研究重点。再如,在国际刑法领域,学者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和管辖制度、国际反贪和引渡制度等方面。学者对论文和专著的要求已不满足于一般性的介绍和描述,而是突出问题意识,注重对具体和专门问题的研究。

  继中国国际法学会于1980年成立后,不同部门法的全国性学术团体也陆续成立,由此也为国际法各个分支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组织基础。例如,中国法学会下属的有军事法学研究会、(36)航空法学研究会(37)和中国海洋法学会,(38)隶属国家航天局的有中国空间法学会,(39)等等。这些专门学会的陆续成立体现了国际法学分支的不断成熟。此外,一些科研机构所创办的专门性国际法学术刊物也拓展了国际法学者的交流平台。(40)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新领域和新问题进入到国际法学者的研究视域,例如,网络、能源、传染病控制等曾经不属于法学范畴的领域如今已经进入到国际法研究的领域中。这些新增的治理问题无疑对传统国际法学的方法和知识结构提出了挑战。到目前为止,我国国际公法学者已积极参与到相关问题的探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总体来说,这些研究还不够成熟,主要仍是沿袭旧有的知识体系和思维。由此可见,我国国际法学研究的拓展和深入依然任重而道远。

  (二)对国际法基本理论的认识逐渐加深

  相对而言,近代以来,中国作为国际秩序和国际造法的参与者是相对保守、被动和后发的。在文化、历史、经济和政治的综合影响下,我们对国际法的态度也十分复杂。可以说,如何看待及定位国际法是关系到中国国际法学发展的根本问题,这一问题意识集中体现在对国际法基本理论的研究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界对国际法基本理论的研究有较长时间局限于国际法的阶级性质和意识形态等问题上。虽然其中一些成果具有一定的批判性和理论性,但未能真正触及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

  改革开放后,在王铁崖、李浩培等老一辈学者的带领下,国际法学界有意识地以实事求是的理论研究代替空洞的政治口号,国际法基本理论的研究得以渐有起色,研讨国际法基本理论的著作和论文日渐增多。(41)老一辈国际法学者的研究既能避免陷入无休止的意识形态论战,又能保持对抽象理论的批判认识;既对国际法有坚定的信念,又对西方中心主义有清醒的认识。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些学者选择专攻各具体领域的法律问题、热点问题,而少有“务虚”的理论研究;国际公法学科内分支领域越分越细,研究的问题越来越专。该时期,国际法基本理论的主题基本上集中于主权与人权的关系、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全球化与国际法的关系等几个方面。(42)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也相应地遇到了接踵而来的一系列国际法问题。人们开始思考:为什么中国声音难以有效向外传递?为何中国国际法学难以培养世界级顶尖学者?应该说,这些难题的真正成因是结构性、整体性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对于国际法的历史文化基础、价值理念和学科体系缺乏全局、深刻的把握,而这一难题不是分支领域研究所能解决的。国际法基本理论的重要性和一些久未解决的理论问题以新的面目重新回到学者面前,但其本质仍然是:我们如何正确看待国际法,如何研究和运用国际法?在这种背景下,国际法基本理论的研究又重新焕发了生机。国际造法(“国际立法”)、国际法史学、国际法方法论等研究成果的争相出现,(43)对我们重新全面审视国际法和国际法学有重要帮助作用。

  (三)方法的成熟与视角的多元化

  国际法学论题的深化和基本理论研究的复兴与国际法学方法论的变革相契合。虽然国际法学界以实证主义和法教义学为主流,中国国际法学也奉实证国际法为正统,但实证国际法研究早已不能一枝独秀于学术园地。虽然中国国际法学界引入新理论方法的时间较短,但由于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学术理论接触紧密,许多非传统的理论观点也得以在21世纪前后快速传入中国学界。

  现今,在中国国际公法研究中已经有为数不少的非实证法学或跨学科的研究成果,(44)所用方法包括国际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方法、组织学和制度学方法和社会学方法等,这些研究方法是实证法研究的重要补充,甚至比一些非传统研究的解释力更胜一筹。这两类研究的着眼点也有重要差别:实证法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论证合法性和合理性的问题,重视逻辑推理和案例分析;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则注重解释现象的产生和发展,更看重实证和经验研究。因此,即使这两种方法存在许多学理上的分歧,也仍然可以互补、并存。此外,国际法史学严格来说是否算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尚待商榷,但它有助于还原国际法制度和理念形成中的“真相”,具有批判和反思的重要功能。

  除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外,国际法学研究中还存在一些强调不同视角的“主义”。这些主义不强调特定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某种特定的理论旨趣和视角去理解国际法律现象。例如,第三世界方法强调第三世界国家与国际法的互动作用,提醒我们注意国家主权平等的条件性和有限性;(45)女性主义视角则站在女性角度分析国际法适用中的歧视和性别宰制问题。(46)这些新视角的引入也丰富了中国国际法学研究的多样性。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中国主体意识和理论自信的增强,中国国际法研究逐渐学会在外国经验与本土资源问寻找理论上的平衡。国际法学的底蕴积累离不开对国家实践和国内法的掌握,对于任何国际法学者而言,当今的中国本身都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理论矿藏。

  (四)国际学术影响力日渐增强

  国际学术影响力是衡量一国国际法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准,而判断这一影响力的通常标准,不外乎几项:一国国民在国际性司法机构或仲裁机构内的任职、该国有多少学者参加国际学术活动、该国学者有多少著述在世界范围内出版或发表。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际法学对外交流不断加强,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主要体现为下列几方面。

  第一,在国际司法或仲裁机构中任职的中国人日趋增多。在被西方称为“世界法院”的国际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参加法官竞选并当选的中国籍法官是倪征先生(1985年至1994年间担任国际法院法官)。继任的国际法院中国籍法官依次是:史久镛先生,其曾任国际法院法官(1994~2010年),并担任过副院长(2000~2003年)和院长(2003~2006年),是我国首位任国际法院院长的学者;薛捍勤女士,其自2010年至今任国际法院法官,2018年任国际法院副院长。在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中国籍的历任法官是:李浩培先生(1993~1997年)、王铁崖先生(1997~2001年)、刘大群先生(2000~2017年)。在国际海洋法法庭,中国籍的历任法官是:赵理海教授(1996~2000年)、许光建先生(2001~2007年)、高之国先生(2008年至今)。此外,1993年10月,王铁崖、李浩培、端木正、邵天任四位学者被选派为我国在(国际)常设仲裁法院的首任仲裁员,现该法院的中国籍仲裁员是薛捍勤、刘振民、刘大群和黄进。

  第二,国际学术交流不断加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际法学人积极加强与国际学界的交流和合作,助力国际法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早在改革开放的头十年,诸位老一辈的国际法学者就以他们的远见卓识,采取“请进来”和“走出去”的方式,开展频繁的、丰富多彩的对外交流活动,拓展了国际法师生的视野。例如,自1981年始,王铁崖先生开始选派北京大学学生到美国、加拿大、欧洲国家攻读学位或进修;1983年,王铁崖先生应邀赴荷兰海牙参加国际法之父格劳秀斯诞辰400周年纪念会,提交书面报告并发表讲演;1987年,王先生又组织和主持了海牙国际法学院(Hagu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Law)(47)在北京的首次海外讲习班,聘请国际上著名的国际法学者来华讲课。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前进步伐,我国有越来越多的国际公法学者走上了国际机构和国际学术的舞台。早在20世纪80年代,王铁崖、陈体强、李浩培、倪征先生就当选为久负盛名的国际法研究院(Institut de Droit International)(48)院士。现任国际法研究院院士的我国学者是薛捍勤、刘大群、易显河和刘振民。1989年,王铁崖先生受邀在海牙国际法学院夏季讲习班讲授“中国与国际法”,其讲稿被收入《海牙国际法演讲集》,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中国国际法学者。之后,薛捍勤法官(2011年)、易显河教授(2012年)、贾兵兵教授(2016年)均先后受邀在海牙国际法学院主办的国际公法暑期班授课。此外,在区域性的国际学术组织中,中国学者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在亚洲国际法学会的理事会(决策机构)名单中,现有刘振民先生、朱文奇教授和柳华文教授三名中国学者。

  现今,我国国际法学者参与或设立国际性学术组织已非个例,参与和主办国际性学术会议已经形成常态,与海外智库、学术团体的交流或项目合作也初具规模,这对我国学界跟踪国外理论动态、发声传播中国观点和立场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

  第三,国际法论著出版或发表日渐增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我国学者在国际性学术刊物上发表英文论文的数量明显增加,质量也不断提高。外文发表中既有优秀中文成果的译介,更有原创英文研究成果。我国学者的外文发表主要集中于主流国际法类期刊和各国国际法年刊,比如《中国国际法论刊》(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东亚与国际法杂志》(Journal of East Asia and International Law)和《海洋发展与国际法》(Ocean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Law)等。其中,《中国国际法论刊》由王铁崖先生牵头创办,现由易显河教授担任主编,是由中国人一手办起来的国际性高端国际法期刊,在其他几个英文期刊中,也有不少中国学者担任编委或编辑。

  正如有外国学者指出的那样,由于语言、制度激励等原因,中国国际法学者在国际刊物上的发表数量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49)但令人欣喜的是,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国际发表或出版这个行列。近二十年来,刊发外文文章较多、国际影响力较大的我国国际公法学者有易显河、贾兵兵、李兆杰、张新军、余民才、朱文奇、高健军、朱利江、蔡从燕、凌岩、陈一峰、易平、苏金远等,他们发表的论文涉及领域主要是中国与国际法、国际法基本理论、海洋法、外空法和国际人道法等。(50)这些成果不仅独具一格地总结了中国的国际法实践和观点,还与国外学者的学术观点形成了有效的对话、交流,乃至交锋。在这些学者的努力下,中国国际公法的研究成果和水平不断为世界主流学术圈所知晓,有力地传播了中国国际法学者的声音,强化了中国国际法学在国际学界中的影响力。

  (五)服务国家利益的能力不断强化

  国际法是国家交往和国际活动的产物,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国际法学因之前长期与国家的对外事务接触较少,基础较为薄弱,总体上显得对中国涉外实践不大熟悉,与中国实际不能完全对接。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中国国际公法学的逐渐发展,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的作用日益显现,学者们的研究越来越关注本国的国家实践。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国家愈发重视国际法的应用,国际法学的实践平台被不断拓宽,国际法学者结合国家实践、服务国家利益的应用对策研究能力不断提升。例如,从国际法院的科索沃独立问题咨询意见案到查戈斯群岛问题咨询意见案,在中国参与提交的国家法律意见中无不活跃着我国国际法学者的身影。虽然我国国际法学者参与国家实践的程度还不高,离国际公法实务工作的第一线还有一定的距离,但国际法学者与政府合作研究、参与立法和政策论证的制度正日益完整,学者参与党政机关的咨政建言活动日趋增多。目前,我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的国际主张和理念,涉及许多重要的国际法律问题,这对国际法学者是一次重要机遇,将有助于国际公法的理论探讨和应用性研究更上一层楼。

  三、国际公法学现存的不足及展望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国际公法学从“文革”期间的基本停滞,到改革开放后的长足发展与繁荣,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我国国际公法研究中尚存在不足和一些主要问题,其中既有整个法学学科乃至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存在的普遍问题,如“脱离实际、不接地气、照搬西方法学理论话语的倾向”(51),也有国际法学科自身的问题,如基础理论不够扎实、知识体系不够完整等,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中国元素”仍然欠缺

  在国际法学界,存在着过于追求“国际”而忘了“国家”、研究外国而忘了本国的现象。究其原因,其一是所学理论范式主要来自欧美,而对中国自身所面临的问题不够敏感,理论研究还难于解释、回应和解决现实问题;其二是自惭形秽,片面地认为中国国际法理论和实践都远不如人,或过于自信,自认对中国已足够了解,许多问题已“心中有数”,无需再细究。这两种现象可以统称为缺乏“中国元素”“中国关怀”或“中国问题意识”。这些现象若不加以克服,将不利于中国国际法学的发展与深化。

  国际法研究中缺乏中国元素的弊端具体展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虽然有些论著研究中国所面对的国际法问题时也谈及中国的有关立法和司法实践,但是往往停留在以既定的学术语言重述现象的阶段。僵化的理解模式导致未能抓住问题要害,甚至误判中国的真正问题;第二,在国际法的框架下对比中国和他国实践时,无法有针对性地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能泛泛得出大而化之的结论,在未深入了解国情的情况下,急于提出不能对症下药的所谓建议。这些建议对指导实践并无意义。(52)在此有必要提及商务印书馆于1976年出版的周鲠生先生编著的《国际法》一书。该书是一部能同时体现西方国际法学传统和中国学术特色的难得佳作,它既介绍西方的理论和实践,也论及苏联和第三世界的观点和做法,更是结合了我国的对外关系情况详论我国的国际法实践。该书最大的特色是充分阐明了中国法学家的观点和中国的实践。虽然该书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而存在不完善、不全面之处,但正如陈体强教授所言,该书“是中国学习国际法的人所不可不读的”(53)。事实上,该书一直被公认是中国国际法教材中的经典之作。可见,在广泛吸收世界优秀成果的同时,应更多地立足于自己的国情和国家实践,理论联系实际,这是中国国际法走向成熟的发展之道。

  本文认为,国际法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处理好“国际性质”和“中国特色”的辩证关系,两者并非互相排斥。美国学者因本国政治历史的原因,特别注重武力使用法、军事法以及对外关系法上的研究,欧洲学者受到欧洲政治制度、文化的影响,把国际组织法乃至“全球行政法”作为自己关注的重点,这种对本国文化、历史和实践的关注和自觉,并不是为了建立一套自我封闭的话语体系,而是为了有助于提出自己的问题,使自己的研究能够具有“国家特色”或者“区域特色”。在国际法研究中,多关注中国自身的实践和问题才是“中国元素”或“中国特色”的应有之义。研究国际公法应认识到,一方面,国际法自有一套国际话语体系,有相对独立的研究方法,我们不能借着“中国特色”之名自说自话、闭门造车,隔绝与国际学界的有效交流;另一方面,国际法也是各国的理论和实践的产物,国际社会是由各个国家组成的,研究国际法不能没有国内法知识,更不能把本国问题抛之脑后。

  实际上,国际法学的名家们往往对国内法也有较深的造诣,对本国历史和文化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例如,美国国际法学会前任会长路易斯·亨金教授同时也是美国宪法、人权法的大家。一个国际法学者的高明之处并不在于其通过与国家疏离来彰显自身的“国际化”,而恰恰在于其对本国现实有清楚全面的认识,并将这种认识贡献于对国际法律制度的理解和构建中。可以说,只有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立场和现实,将中国放进问题意识中去,而不是仅“以中国为问题”,才能发现国际法在中国适用、发展之方向。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富有中国视角的研究成果能越来越多。

  (二)缺乏完整知识体系的支撑,理论研究不够充分

  法学是一门需要综合性知识的学科。好的法学研究需要一个完整知识体系的支撑,而缺乏这种支撑往往会导致如戴逸先生所言的“法学的幼稚”(54)。由于我国国际法研究起步较晚,学科专业化、领域细分的进程相对西方国家更短,难免因起点低而产生一系列问题。例如,注重追逐热点,轻于贴近实践、结合实际。又如,爆炸性增加的信息量分散了学者的专注力,也在无形中忽视了应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深刻、全面的分析和思考。当学者们普遍追逐“新问题”时,枯燥艰涩的基础理论研究也就逐渐被边缘化了。

  学科的部门性、专业性是以学科的系统性为保障的,如果缺乏扎实的基础理论指导,就容易产生“适应症”。可以看到,随着国际法的日益“专门化”,学术意义上的“碎片化”问题开始浮现。一是国际法教材、通论著作越来越多,却越来越千篇一律、缺乏新意。国际法的基本问题、研究框架、研究思路看似已有盖棺定论,实则没有获得足够重视。学者们在各领域的专门问题上越钻越深,但国际法的整体学科图景却不见得越来越清晰,发展目标存在短视的情况。二是国际法学科内不同分支之间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困难,甚至同一个领域内,研究不同问题的学者也难以有效沟通。国际法学要与其他法学科目、与其他社会人文学科进行交流,更是困难重重。三是学科发展的不均衡情况也令人担忧,某些领域的学问正在变成冷门绝学。比如,国际法与国际法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在国际学界上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也是国际法学术出版和核心期刊的“常客”,但在我国国际法学界就长期处于相对边缘的领域。对不少学者而言,这些主题应该由法律史专家来研究。我们应警觉,国际法学科已经出现的“碎片化”和可能出现的“断裂化”危机,应预防没有综合性、系统性和整体性的国际法,而只有一个个独立的国际法分支存在的局面。

  早在十余年前,孙世彦教授就已明确指出,当前我国国际法学的首要任务是“冷静的学习,学习自国际法学产生以来的所有内容,消化和吸收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国际法学的一切成就”(55)。这种冷静的学习应该是对国际法学整体知识体系的学习,对每一个问题补好延伸性、全局性的功课,彻底搞清楚“是什么”“怎么样”“何以如此”的问题,而不是零敲碎打的囫囵吞枣或是急于求成的“就事论事”。学术新问题的提出,应建立在现实问题与理论体系碰撞的基础上。若只局限于学习外界传人的专门知识,而不对这些理论知识产生的背景和缘由加以把握,往往就只能跟随别人提出的问题进行研究、望国外学者的高度和前瞻性而兴叹。

  随着国际法学发展到新的阶段,各领域专家们已日益认识到,尽管他们可以在某些具体领域有所作为,但难以针对学科提出重大新问题,开拓突破性新领域,更遑论推动学科的创新发展——这正是所谓的“有专家缺大师”。国际法的基础理论是国际法学的立身之本、发展之道,它的研究对象是国际法学如何得以成立、发展的基本问题。国际法理论不是假大空的喊话,也不是简单道理同义反复,而是有真问题意识、有真问题内容的“因不平而鸣”。尽管理论研究抽象晦涩,而且不具有立竿见影的实效性,需有板凳甘做十年冷的执着和坚守,但若因此而放弃基本理论研究,无异于缘木求鱼,为眼前利益牺牲长远发展,可谓学术之大忌。国际法学术研究既要有应对问题、就事论事的“律师型”研究,也要有融会贯通、取乎形上的“学者型”研究。展望未来,我们应进一步加强国际法基本理论研究,打破各领域之间的隔阂,完善国际公法学知识的体系性,整个学科才能更均衡、更全面、更持续地发展。

  (三)理论原创性、开放性有待进一步提升

  从四十年的发展来看,由于在中国问题意识和知识体系等方面的不足,我国国际公法的研究主题大都取自欧美国际法学界,所使用的理论框架也基本上是舶来品。而且,研究主题多为热点导向、政策导向,探讨和检讨研究方法的成果较少。虽然近年来各研究领域有所拓展,研究方法逐渐多元化,但研究问题仍缺乏原创性,理论突破和更新迟缓等客观情况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

  理论缺乏原创性,与方法、思维上的开放性不足有很大关联。就开放性不足而言,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我国国际法学研究方法较为单一、方法论研究不足。虽然我国学者已经引入了不少新研究成果,但更多是对国外理论的简介,如对国外法律经济学方法、批判法学方法、女性主义理论等理论进行总结梳理;而第三世界方法、马克思主义方法等本来在我国有较好基础的国际法研究视角,也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介绍和分析,真正使用创新方法进行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小圈子范围。二是我国国际公法学的开放性仍不够,很少与相关学科(如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以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进行充分有效的沟通和交流。事实上,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之间,知识和方法的交互流动是常态。在中国法学界,社科法学的兴起及其与教义法学的争论,已使法学的研究方法和视野大为拓宽。然而,国际公法研究者基本上没有参与到这次大变革、大讨论中。对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等相关学科,有的国际公法研究者尚且敬而远之,其他社会科学更是经常被排除在国际法研究的视野之外。实际上,学科的独立自主性,应建立在开放性和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充分交流和互相借鉴的基础上。

  针对理论原创性和研究开放性不足的问题,我们应加强反思,一个热门学科、热点问题可以引来许多研究者,并通过人力的集聚效应在短时间内产生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然而,人力集聚也会产生大量的资源浪费和产品冗余,学术反思是不能代替的。学术反思是要通过批判的眼光对“热问题”进行“冷思考”,包括对研究内容、对象、理论和方法的再思考、再评估。只有批判性的反思产生的碰撞和冲突,才能使研究者更好地认真思考:研究的内容是否是真问题?研究选取的对象是否有代表性?研究所使用的概念、理论是否对现实具有解释力?研究所采用的方法是否有效?研究的成果是否有创新性和对学科发展有贡献?国际法律问题的产生常有结构性的前因后果,可能错综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在想“怎么办”之前,不仅要搞清楚“是什么”,还要检视自己所使用的理论、方法是否把问题说清楚了,有没有忽略或夸大某种现象,等等。惟其如此,才是真正地使用理论范式,而不是被理论所使用,才能在国际上提出富有理论和思维开创性的好命题、真命题。

  四、结语

  历史已然昭示,改革开放为中国国际公法学的奠基、发展和深化提供了根本条件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给我国国际公法学科留下的最宝贵财富就是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的方法论。历经沧桑的老一辈国际法学者以他们的行动对何为中国国际法学精神作了最好的注脚:国家情怀和国际视野,实践经验与理论底蕴,基础性研究和专门性成果,现实主义心态和理想主义信念,谦虚学习的态度和怀疑批判的精神,这些看似相对立的特质在他们身上得到了较好的融合。正因为如此,他们的作品才得以在数十载的历史洗礼中仍然闪耀着常新的理论光芒。在他们搭建起的学术平台之上,当代的中国国际公法研究者将肩负起继往开来的历史重任。

  四十年来,中国国际公法研究在百废待兴中走向繁荣,在学科建设、研究成果和国际影响上都取得了重要成就。虽然总体上还存在主体性、实践性、理论性和批判性不足等问题,但国际公法学科从未停止过自我反思和发展的脚步。在2016年召开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出了三点要求,即三个“体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体现继承性和民族性、原创性和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并提出“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56)可以说,我国国际公法的理论创新和话语创新已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时代正在呼唤国际公法学者的原创性贡献,呼唤产生世界级的中国国际法学大师和中国学派。

  注释:

  ①有关国际公法研究的阶段性回顾类文章,可参见张文彬、程晓霞:《中国国际法学的回顾与展望》,《法律学习与研究》1988年第5期;程晓霞:《中国国际法学奠基的十年》,《法律学习与研究》1990年第2期;余敏友、张少瑜:《国际法学研究述评》,《法学研究》2000年第1期;孙世彦:《中国的国际法学:问题与思考》,《政法论坛》2005年第4期;朱文奇:《2005年国际法学学术研究回顾》,《法学家》2006年第1期;杨泽伟:《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图际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外交评论》2008年第3期;何志鹏:《中国国际法学30年:成就与经验》,《当代法学》2009年第1期;本刊编辑部:《中国国际法学发展评价(2010~2011):基于期刊论文的分析》,《中外法学》2013年第5期;邓烈《改革开放40年中国国际公法学研究述评》,《法学评论》2018年第3期;等等。

  ②同前注①,程晓霞文。

  ③参见饶戈平编:《山高水长——王铁崖先生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7页。

  ④例如,李浩培:《国籍问题的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李浩培:《条约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黄进:《国家及其财产豁免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梁西:《现代国际组织》,武汉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赵理海:《联合国宪章的修改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赵理海:《海洋法的新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刘楠来等:《国际海洋法》,海洋出版社1986年版;周忠海:《国际海洋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赵维田:《论三个反劫机公约》,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盛愉、周岗:《现代国际水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梅汝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

  ⑤[英]阿库斯特:《现代国际法概论》,汪瑄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奥]菲德罗斯等:《国际法》,李浩培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日]寺泽一、山本草二主编:《国际法基础》,朱奇武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英]J·G·斯塔克:《国际法导论》(1977年版),赵维田译,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

  ⑥例如,[美]曼贡:《美国海洋政策》,张继先译,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荷]弗斯霍尔:《航空法简介》,赵维田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年版;[日]栗林忠男:《航空犯罪与国际法》,袁晓利译,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荷]雷伊南:《外层空间的利用与国际法》,谭世球译,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波]拉克斯:《外层空间法》,郑衍杓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英]萨道义、布思:《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第5版,杨立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法]夏尔·卢梭:《武装冲突法》,张凝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年版。

  ⑦李浩培:《条约中的保留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5期;林欣:《国际法中的刑事管辖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林欣:《论引渡与庇护制度的新动向》,《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黄惠康:《论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法律基础》,《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

  ⑧例如,倪征:《关于国家豁免的理论和实践》,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83)》,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年版;王可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的基本原则》,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82)》,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2年版;张鸿增:《从国际法看美国的“台湾关系法”》,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82)》,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2年版;李浩培:《条约、非条约和准条约》,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87)》,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夏吉生:《非洲边界问题产生的原因及解决的原则》,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84)》,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版;邵津:《关于外国军舰无害通过领海的一般国际法规则》,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89)》,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贺其治:《外空活动对空间环境的影响和国际保护措施》,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88)》,法律出版社1989年版;李泽锐:《关于国际人权法的理论探讨》,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83)》,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年版;薛捍勤:《“共同资源”的法律制度比较研究》,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86)》,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年版;王铁崖:《联合国与国际法》,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86)》,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年版;刘恩照:《关于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问题》,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87)》,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徐宏:《述评〈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89)》,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

  ⑨北京政法学院国际法教研室编:《国际公法参考资料选编》,1981年版;西北政法学院科研处编:《国际法案例选编》,1981年版。以上两份资料可在国家图书馆网数据库查阅。

  ⑩例如,王铁崖编:《英法汉国际法词汇》,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年版;日本国际法学会编著:《国际法辞典》,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苏]克利缅科等编:《国际法辞典》,程晓霞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苏联外交部外交学院编:《国际法辞典》,徐光智等译,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联邦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比较公法及国际法研究所编著:《国际公法百科全书(第一专辑):争端的解决》,陈致中、李斐南译,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联邦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比较公法及国际法研究所编著:《国际公法百科全书(第二专辑):国际法院、国际法庭和国际仲裁的案例》,陈致中、李斐南译,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联邦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比较公法及国际法研究所编著:《国际公法百科全书(第三专辑和第四专辑):使用武力、战争、中立、和约》,中山大学法学研究所国际法研究室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1)最能体现实证法学方法、反殖民理论思想、现实主义批判和理想主义情怀融合的文章,当属王铁崖先生的《第三世界与国际法》(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82)》,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9~36页)。王铁崖先生也被视为是国际法理论“第三世界方法”的领军人物之一。See Andrea Bianchi,International Law Theories:An Inquiry into Different Ways of Thinki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pp.210-215.

  (12)王铁崖:《国际法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李浩培:《国际法的概念和渊源》,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赵理海:《国际法基本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赵理海:《当代国际法问题》,中国法制出版社1993年版。

  (13)例如,黄惠康:《国际法上的集体安全制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万鄂湘:《国际强行法与国际公共政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曾令良:《欧洲共同体与现代国际法:欧洲共同体对外关系法的理论与实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江国青:《联合国专门机构法律制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龚刃韧:《国家豁免问题的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张潇剑:《国际强行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邹克渊:《南极矿物资源与国际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饶戈平主编:《国际组织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赵建文:《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白桂梅:《国际法上的自决》,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版;许光建主编:《联合国宪章诠释》,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马呈元:《国际犯罪与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余民才:《海洋石油勘探与开发的法律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吴慧:《国际海洋法法庭研究》,海洋出版社2002年版;邓烈:《国际组织行政法庭》,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贺其治:《国家责任法及案例浅析》,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朱晓青:《欧洲人权法律保护机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黄瑶:《论禁止使用武力原则: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项法理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李寿平:《现代国际责任法律制度》,武汉大学2003年版;高健军:《国际海洋划界论——有关等距离/特殊情况规则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黄德明:《现代外交特权与豁免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柳华文:《论国家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下义务的不对称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4)[英]弗兰西斯·斯奈德:《欧洲联盟法概论》,宋英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法]基斯:《国际环境法》,张若思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荷]格劳秀斯:《战争与和平法》,何勤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美]路易斯·亨金:《国际法:政治与价值》,张乃根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英]安托尼·奥斯特:《现代条约法与实践》,江国青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荷]格劳秀斯:《海洋自由论》,宇川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

  (15)例如,宋英:《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缔约权》,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91)》,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3年版;隋伟:《一种独特的法律制度——论欧洲联盟法的性质》,《南开学报》1996年第3期;凌慧明:《欧洲联盟法与一般国际法之比较》,《法学杂志》1997年第2期;韦经建、庞小妹:《论欧洲联盟法的效力及其对于国家主权理论的影响》,《法制与社会发展》1999年第6期。

  (16)例如,高燕平:《建立国际刑事法院:期望与现实》,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95)》,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年版;刘大群:《拟议中的国际刑事法院的启动机制》,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97)》,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杨力军:《评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法学评论》2001年第4期;朱文奇:《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和国际刑法的发展》,《政治与法律》2003年第1期;许楚敬:《国际刑事法院相关的几个问题》,裁《中国国际法年刊(2002/2003)》,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17)例如,孙焕为:《区域组织对联合国安理会的挑战》,《法学评论》2001年第1期;李鸣:《在联合国框架下解决危机:评“9·11”事件后安理会反恐决议》,《政法论坛》2002年第4期;黄瑶:《伊拉克战争的国际法思考》,《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5期;古祖雪:《从伊拉克战争看国际法面临的冲击与命运》,《法律科学》2004年第3期。

  (18)例如,金克胜:《国际法发展动向与“人道主义干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4期;李兆杰:《国际法上的人道主义干涉问题》,载杨成绪主编:《新挑战——国际关系中的人道主义干预》,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石慧:《对人道主义干涉现象的新解读——以社会学方法为研究路径》,《现代法学》2005年第2期;徐杰:《“保护的责任”与国家主权》,载《中国国际法年刊(2005)》,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

  (19)例如,宋荔:《〈生物多样性公约〉若干法律问题探讨》,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93)》,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4年版;慕亚平、郑艳:《国际损害责任的性质和法理基础》,《法学评论》1998年第2期;那力:《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前瞻:人类环境问题与国际环境法》,《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2期;贺其治:《论空间物体造成损害的赔偿制度》,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92)》,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3年版;秦晓程:《外层空间商业化活动的国际法问题》,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93)》,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4年版;徐冬根:《从“神舟”五号成功发射看外层空间法发展趋势》,《法学》2003年第11期;龚刃韧:《关于人权与国际法若干问题的初步思考》,《中外法学》1997年第5期;白桂梅:《论国际人权法的等级》,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94)》,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年版;张爱宁:《联合国体系内的人权保护制度》,《外交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李兆杰:《条约在我国国内法效力若干问题之探讨》,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93)》,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4年版;王铁崖:《条约在中国法律制度中的地位》,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94)》,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年版。

  (20)例如,曾令良、黄志雄:《论21世纪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应有建构》,载《珞珈法学论坛》第1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饶戈平、黄瑶:《论全球化进程与国际组织的互动关系》,《法学评论》2002年第2期;邵沙平:《论国际法治与中国法治的良性互动——从国际刑法变革的角度透视》,《法学家》2004年第6期。

  (21)参见孙世彦:《中国的国际法学:问题与思考》,《政法论坛》2005年第4期。

  (22)例如,杨泽伟:《主权论——一国际法上的主权问题及其发展趋势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高岚君:《国际法的价值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孙萌:《联合国维和行动违法责任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朱利江:《对国内战争罪的普遍管辖与国际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王秀梅:《国家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高健军:《〈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10年版;张新军:《权利对抗构造中的争端:东海大陆架法律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宋杰:《国际法中普遍性法律利益的保护问题研究——基于国际法庭和国家相关实践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陈一峰:《论当代国际法上不干涉原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李赞:《国际组织的司法管辖豁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罗国强:《国际法本体论》,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李任远:《国际法中的历史性权利研究》,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

  (23)这个时期国际人权法的主要著作如,张华:《欧洲联盟对外关系法中的“人权条款”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孙世彦:《〈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缔约国的义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戴瑞君:《国际人权条约的国内适用研究:全球视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陆海娜:《我国对平等就业权的国家保护:以国际法为视角》,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徐鹏:《1966年联合国人权两公约的实施》,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

  (24)国际刑法方面的主要著作如,李世光、刘大群、凌岩主编:《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评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凌岩:《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理论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张颖军:《法人跨国犯罪的国际法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朱文奇:《国际刑事诉讼法》,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朱利江:《东亚三国与国际刑事法院关系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伍俐斌:《国际刑事管辖与国家官员的豁免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

  (25)国际环境法的主要著作如,林灿铃等:《国际环境法理论与实践》,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阙占文:《跨界环境损害责任导论》,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王志坚:《国际河流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秦天宝:《生物多样性国际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2014年版;张小勇:《遗传资源国际法问题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版。

  (26)例如,王孔祥:《互联网治理中的国际法》,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黄志雄主编:《网络主权论:法理、政策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27)例如,刘惠荣、刘秀:《南极生物遗传资源利用与保护的国际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贾宇主编:《极地法律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陈奕彤:《国际环境法视野下的北极环境法律遵守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28)例如,高宁:《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核能利用的国际法律控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杨振发:《国际能源法发展趋势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版。

  (29)例如,赵亚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高升:《文化财产返还国际争议的多元化解决机制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霍政欣:《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法律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胡秀娟:《武装冲突中文化财产的国际法保护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30)例如,陈颖健:《公共健康全球合作的国际法律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龚向前:《传染病控制国际法律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曾文革等:《食品安全国际软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

  (31)例如,梁淑英:《国际难民法》,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郝鲁怡:《欧盟国际移民法律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刘国福:《国际难民法》,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年版。

  (32)车丕照:《我们可以期待怎样的国际法治?》,《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4期;余敏友、刘衡:《论国际法在中国的发展走向》,《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牟文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最低限度世界秩序》,载《中国国际法年刊(2014)》,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古祖雪:《治国之法中的国际法:中国主张和制度实践》,《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

  (33)邹立刚:《论国家对专属经济区内外国平时军事活动的规制权》,《中国法学》2012年第6期;金永明:《中国南海断续线的性质及线内水域的法律地位》,《中国法学》2012年第6期;张卫彬:《南海U形线的法律属性及在划界中地位问题》,《当代法学》2013年第2期;余民才:《海洋争端强制仲裁程序及我国的应对策略——以中菲南海争端强制仲裁事件为例》,《法商研究》2013年第3期;廖雪霞:《南海周边国家海洋划界协议研究》,《国际法研究》2015年第6期;贾兵兵:《第281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超级”条款?》,载《中国国际法年刊(2016)》,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黄瑶:《中国在南海断续线内的合法权益——以南海仲裁案裁决评析为视角》,《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年第23期;黄靖文、黄瑶:《南海仲裁案历史性权利诉求管辖权问题评析》,《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1期;李学文、张克宁:《海平面上升情形对海洋法的影响及中国南海权益维护》,《中国海商法研究》2017年第3期。

  (34)吴晓丹:《军事利用民用卫星的国际法问题》,《政法论坛》2011年第2期;姜世波:《网络攻击与战争法的适用》,《武大国际法评论》2013年第2期;高健军:《国际海底区域内活动的担保国的赔偿责任》,《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5期;王泽林:《南极科考的法律问题研究》,载《中国国际法年刊(2015)》,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

  (35)例如,王秀梅:《试析吉布提诉法国“刑事事项互助的若干问题案”》,载《中国国际法年刊(2009)》,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粱咏:《欧盟碳减排的国际法规制——以航空业为例》,《法学》2011年第12期;简基松、王宏鑫:《美国对俄罗斯经济制裁之国际法分析及对中国的启示》,《法学评论》2014年第5期;柳华文:《美洲人权法院引渡第一案的意义及其启示》,《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36)中国法学会军事法学研究会于1991年12月成立,主办学术刊物《中国军法》。

  (37)中国航空法学研究会于1999年3月成立,是中国法学会所属的全国性专业研究会之一。

  (38)中国海洋法学会于1993年12月作为全国性独立学会成立,2017年归属中国法学会。为了更好服务于国家建设“一带一路”的倡议,推动我国海洋法学的研究,该学会自2016年起将学会的年度论文集改版为《中国海洋法年刊》,现已出版《中国海洋法年刊2016》和《中国海洋法年刊2017》两本年刊。

  (39)中国空间法学会是1997年12月成立的全国性空间法学术社团组织。

  (40)专门性国际法学术期刊如:中国社科院国际法研究所主办的《国际法研究》(2014年始发行,其前身是于2006年发行的《国际法研究》集刊),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主办的《武大国际法评论》(2003年创刊,为半年集刊,2017年改为双月刊的正式学术期刊)。国际法学的专门集刊,除了《中国国际法年刊》之外,还有北京大学法学院主办的《北大国际法与比较法评论》等,以及国际法各领域的集刊,如厦门大学海洋政策与法律中心主办的《中国海洋法学评论》、北京理工大学空间法研究所主办的《中国空间法年刊》,等等。

  (41)例如,盛谕:《论国际法的发展及其预测》,《中国法学》1984年第2期;陈体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承认问题》,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85)》,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程鹏:《我国宪法中与国际法有关的主要问题》,《国外法学》1987年第1期。

  (42)如李林:《国际人权与国家主权》,《中国法学》1993年第1期;丘日庆:《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理论问题》,《政治与法律》1996年第3期;曾令良:《论冷战后时代的国家主权》,《中国法学》1998年第1期;王虎华:《论国家主权与人权》,《法学》1999年第6期;黄世席:《全球化对国际法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1期。

  (43)例如,徐崇利:《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学之跨学科研究:历史与现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1期;陶樾著、曾尔恕勘校:《现代国际法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齐飞:《论国际争端解决机构的造法——以欧盟法院为例》,《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赖骏楠:《国际法与晚清中国:文本、事件与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王虎华、蒋圣力:《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造法的国际法思考》,《时代法学》2015年第6期。

  (44)例如,蔡从燕:《风险社会与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解构与重构》,《法律科学》2008年第1期;徐崇利:《构建国际法之“法理学”——国际法学与国际关系理论之学科交叉》,《比较法研究》2009年第4期;金永明:《南沙岛礁领土争议法律方法不适用性之实证研究》,《太平洋学报》2012年第4期;王明国:《国际制度理论研究新转向与国际法学的贡献》,《国际政治研究》2013年第3期。

  (45)例如,李洪峰:《论国际法第三世界方法的批判性——以认识论和方法论为视角》,《社会科学家》2011年第1期。

  (46)例如,黄涧秋:《国际法视野中的女性——女性主义国际法方法论述评》,《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47)成立于1923年的海牙国际法学院是国际上地位最高的授课式学术机构,每年邀请世界各国著名国际法学者以英语或法语讲授课程,课程包括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讲课之后的讲义发表于该学院出版的《海牙国际法演讲集》,是国际法教学和研究的重要参考书。本文只谈及国际公法学问题,因此未提及在该学院讲授国际私法的我国学者。

  (48)成立于1873年的国际法研究院是地位最高的全球性非官方的纯学术团体,由国际法学上有高深造诣的各国学者组成,院士和准院士额定为132人。参见王铁崖主编:《中华法学大辞典·国际法学卷》,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184页。

  (49)See Anthea Roberts,Is International Law Internationa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pp.89-109.

  (50)For example,Ping Yi,The Final Splendour of an Aged Empire:Chinese Thought on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Journal of East Asia and International Law,No.1,2016; Chen Yifeng,Treaty-Making Power in China:Constitutionalization,Progress and Problems,Asi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Vol.15,2009; Sienho Yee,The State of the System and Content of International Law:A Review of the Abi-Saab Festschrift,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1,No.1,2002:Bingbing Jia,A Synthesis of the Notion of Sovereignty and the Ideal of the Rule of Law:Reflections o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Law,Germ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Vol.53,2010.

  (51)《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发言摘编》,《人民日报》2016年5月18日第8版。

  (52)国际法学者安西娅·罗伯茨(Anthea Roberts)的研究指出,中国国际法学者的实习机会和政府任职机会都较少,这可能是学界与实务界联系较为松散的又一原因。Supranote(49),pp.122-124.

  (53)陈体强:《周鲠生:〈国际法〉》(书评),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82)》,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377页。

  (54)中国人民大学的戴逸教授在1988年的“两会”上对当时人文社会科学的状况作出了经典评论:“哲学的贫困、历史学的危机、经济学的混乱、法学的幼稚”。“法学幼稚”的论断,至今仍影响很大、发人深省。关于此问题,可参见龚津航:《我国法学研究的纵向思考——与杜飞进一席谈》,《法学》1988年第7期;苏力:《法律人思维?》,载《北大法律评论》2013年第2辑,第462页。

  (55)同前注(21),孙世彦文。

  (56)习近平:《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38~346页。

作者简介

姓名:黄瑶 工作单位:中山大学法学院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韩卓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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