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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中国文化的独特性
2019年03月16日 09:16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政军 梁 枢 字号
关键词:共同体;世系学;中国经验

内容摘要:随着讨论的深入,共同体本身所具有的另一个基本向度正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即把共同体作为时间概念来界定和使用。钱杭(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共同体与中国经验”,是我们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应该参与,也可以参与的很好的题目,因为共同体理论是对中国史学研究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基本理论之一。但是古代中国在实际存在的生活群体和构建群体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也就是家国一体形态下的共同体文化,产生了所谓宗族共同体、姓氏共同体,乃至中华民族共同体,而且这三个层次共同体构成了一个逻辑性的递进关系:国家或天下由众多的家族、宗族构成。郑振满(厦门大学教授):从世系学、谱牒学讨论中国的共同体建构,可以说是切中要害的,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共同体主要是家族组织。

关键词:共同体;世系学;中国经验

作者简介:

  开栏语

  学界对共同体的思考大致可分为两个侧重面。首先,共同体主要是在“中外”的向度上作为空间概念来界定或使用的。空间性是共同体概念的一个基本向度。从目前情况看,无论是从实践的层面还是理论的层面,共同体的空间意义仍未充分展开,还有待于我们的进一步努力。随着讨论的深入,共同体本身所具有的另一个基本向度正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即把共同体作为时间概念来界定和使用。为什么中国会成为共同体观念与实践的倡导者,中国作为倡导者合法性何在?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很自然地就会把我们带入共同体的“古今”向度上。

  “共同体的中国经验”所标示的正是这样一个向度。它提示我们,在共同体的学术思考中,要打通古今,让中国人的共同体智慧与经验“进场”。共同体是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传统为由中国人倡导21世纪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大业提供了充分的“合法性”。从上古时期的“九族”开始,在如何进行共同体建设这一跨越时代的课题上,世代中国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与时俱进地进行了连续而深入的理论建构,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共同体思维。九族、国、邦、室、大同、小康,“古人之大体”等,皆为古代共同体的具体形式,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丰富的共同体之中国表达。

  毋庸讳言,“共同体的中国经验”是本刊于2011年发起的“文明进程的中国路径”专题讨论的逻辑延续。随着“共同体的中国经验”这一主题的开展,“中国路径”将呈现出更丰富的思想性,更富于时代质感。比如,我们站在哲学的高度,以“共同体思维”来梳理世代儒者关于中国共同体的思考,那么“哲学”特定的文化属性,或者说“中国主体性”就会被强调。易、道、气、理、心等古代思想史上相继迭出的哲学范畴自不必说,现代学人如已故庞朴先生的“一分为三”,安乐哲先生的“一多不分”,张立文先生的“和合学”等,殊途而同归,都在表证着同一个道理:哲学不是什么抽象的“实体”“类特性”之类的东西,它不过是我们民族文化中一种最自觉的表达。

  共同体既是“古今问题”,也是“中西问题”,“古今”与“中西”相互交织,互为中介。因此,我们尝试着把“共同体的中国经验”置于中西共有的国际性学科中进行比较研究。与此同时,在空间向度上所表现出形态各异的诸如浙学、徽学、关学、湘学、蜀学等地域性学术,以自身存在生动地演绎了国学于不同地域是如何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因此,区域性国学同样是开展“共同体的中国经验”讨论的思想空间。

  本栏目有幸得到横渠书院的鼎力支持。明年是张载先生的千年诞辰,横渠书院当年是张载先生的讲学之地,“民胞物与”的思想则代表了古代共同体思维的智慧高度。期待本栏目能够成为学者们展现自己思想的舞台。这无疑是对先贤最好的纪念。

  (文中) 

 

    时 间:2019年1月10日上午 

  地 点:北京长安白云酒店 

  主持人:王政军(横渠书院院长) 

  梁  枢(本刊主编) 

   

   钱杭(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共同体与中国经验”,是我们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应该参与,也可以参与的很好的题目,因为共同体理论是对中国史学研究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基本理论之一。

  “共同体”(德语gemeinschaft;英语community)一词涉及人类社会中范围广泛的现象,曾被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工具,主要用来研究资本主义以前各生产方式,尤其是代表古代东方社会特征的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1955年,美国社会学家希勒里(Hillery)在《农村社会学》上发表的一篇影响很大的论文《共同体定义》,对当时具有代表性的英、德、法语学者使用的94种关于共同体的定义进行了总结。他发现,无论研究者对这一理论架构的确定含义及适用范围有多少不同角度和跨度的阐释,该词只要能够成为有效的分析工具,就必须同时体现“社会互动”“地理区域”和“共同关系”三大特征。日本学者则将“共同性”和“地域性”列为构成“共同体”的“最低限度的条件”。2008年出版的日本最权威的词典《広辞苑》中,“共同体”具体可指以下三类对象:1.由居住于一定区域、拥有共同情感的人们所构成的集团、地域社会。2.由美国学者设定的、全面包容了个人的社会集团。3.在一定地域内、以某种关系而生活着的全部生活个体群。三类对象所包含的侧重点各不相同:第一类、第三类强调了地缘性和共同情感、共同关系,同时也指出了集团、群的个体性基础;第二类明确指出“集团”与个人利益的关系类型是“全面包容”;第一类、第二类认定共同体为“集团”和“社会集团”,第三类则强调共同体实为以“生活个体”为基础构建的“群”。

  由于该词的历史内涵极为复杂,研究者经常会在如何有效平衡共同体的地缘性(实体)和非地缘性(关系网络)上产生困惑。中国现当代学者对共同体理论及其相关问题的接触和了解,主要依靠三个途径: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包括《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反杜林论》等;二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日本学术界利用共同体理论对中国农村社会进行的系统研究,如横川次郎1935年所著《论支那农村共同体及其遗制》,清水盛光1939年所著《支那社会之研究》等;三是近年翻译出版的西方社会学与人类学著作,如滕尼斯1887年所著《共同体与社会》,齐格蒙特·鲍曼2000年所著《共同体: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安全》等。其中,日本学术界的共同体理论研究成果对中国社科领域具有直接且深远的影响。其主要原因在于,相对于英语community一词的“共同体”,其实是日语汉字。根据该汉语词语所具有的语义指向,该词很容易将人们的注意力引至一个方向:“共同体”等于一个拥有共同利益、共同特征、共同观念、共同行动、共同……的“实体”。

  就个人而言,我倾向于将共同体理论主要视为一种关注某类社会关系、互动方式的研究策略和方法。也就是说,当我们面对一个拥有共同地域、共同资源、共同外壳,但其内部关系又极其复杂的人类群体时,我们就可以尝试引入共同体理论。

  近20年来,我实践的对象就是“水利集团”和“水利社会”。我赞同滕尼斯关于“社会是公众性的,是世界”的观念,确认某水利集团是包容在某水利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的“关系类型”。如果说水利集团被定义为一个水利“社区”或水利“共同体”有其合理性的话,那么,对于一个水利“社会”,则应高度关注构成共同体要素之外的那些异质性环节。换言之,水利共同体以“共同”获得和维护某种性质的“水利”为前提(具体化为用水、治水、排水等环节),而水利“社会”则将包含一个特定区域内所有已获水利者、未充分获水利者、未获水利者、直接获水害者、间接获水害者、与己无关的居住者等各类人群。水利与宗族不同。虽然两者都可以形成集团,但水利集团的基础是功能性的,是普遍的,宗族集团的基础则是血缘世系性的,是特殊的。

   

  常建华(南开大学教授):共同体最初是一种基于自然形成的基础性的人类群体存在的形式,它的表现主要还是家族、宗族。族居现象是人类共同的,这个不光是中国有,外国也有。但是古代中国在实际存在的生活群体和构建群体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也就是家国一体形态下的共同体文化,产生了所谓宗族共同体、姓氏共同体,乃至中华民族共同体,而且这三个层次共同体构成了一个逻辑性的递进关系:国家或天下由众多的家族、宗族构成,在此基础之上有姓氏。先有家长,然后是始迁祖,再然后是得姓之祖,然后再往前追,追溯到黄帝几个儿子最初的姓氏;这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别是黄帝始祖的概念,大家都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这当然是不断建构的过程。从中华民族角度来讲,建构共同体确实是一个增强凝聚力的做法,也是一种现实。从宗族共同体和中华共同体认识这种联系性,这可能是中国共同体的一种经验。

  第二,中华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祖先崇拜、祖先认同的一种文化,也是姓氏合一的一种文化。这个文化形成后,有一系列观念上的表现,比如说宗族里面非常强调“一本”的观念,强调“同体连气”。“同体连气”某种意义上在中国语境中就是命运的问题,祖先下来为纵贯的“气”,兄弟之间是横向相连的“气”。“气”是中国哲学的物质性表达。再大一点就是大一统的观念。所以我们在族谱里面经常看到有山水之喻的记载,天下河流最后汇入长江、黄河、大海,山虽众多,终归昆仑一系,这种归于一、归于祖先的观念非常强。从中国文化来讲,家族文化、世系文化应该是它的一种基本的文化形态。

  第三,宗族共同体有一些可以讨论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清楚什么是宗族,一般来讲早期强调的是五服之内。服内是一个清楚的概念,但宋以后特别是明清时代宗族的概念突破了五服,最明显的是法律审判出了服的人,用的词就叫“无服族人”。这话是矛盾的,按说出了服就不是亲戚了,不是族人了;但又要承认一个祖先后代在一起聚族而居的现实,也就是说他还是出了服的族人。这其实就是一种对共同体的承认。

  第四,基于以上,对共同体涉及两种理解。生活共同体是一种理解,这种理解是实体化的。生活共同体基本上属于聚族而居,村落共同体,或者是说某一个房支或服内确实在一起生活,有亲戚关系,平时生活上互相帮助,有来有往。还有一种是更大量存在的观念共同体,特别表现在联宗文化上,如修大通谱很多就是观念上的。我们大家生活在各地,谁也不认识谁,但我们是一个姓氏,是一个得姓之祖的子孙,是共同体。观念共同体的重点是建构性,宗族的建构会对整个所谓的中华民族,对国族的建构产生联系性。

  就历史情况来讲,明代中后期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宗族不断被组织化,即不断被共同体建构化。建构具体途径主要是修族谱、建祠堂,特别是跨生活共同体的观念——共同体的出现,在府、省里成为普遍现象。

  第五,共同体的伦理问题。如族规家训实际上是用于应对社会矛盾进行社会治理,这种治理形成了一种特别有利于共同体形成的观念,就是调解贫富贵贱的矛盾。族规家训里面反复强调富人要帮穷人,士大夫不要瞧不起老百姓,要互相帮助。这个伦理问题我觉得既是一种建构,也是实体性的,从前过分强调阶级斗争的时候,把这个说成是地主阶级抹杀阶级性的一种手段,现在来看不完全是这么一回事。跟这种伦理相联系的,还有一些实体性的建构方式。我们明显可以看到宋以后特别是明清时代强调共有经济的发展,强调宗族慈善事业,坟山、义田、救济,都是宗族建构共同体努力的方向,虽然对它们的成效可以继续讨论,但宗族建构途径是朝这方面展示的。

作者简介

姓名:王政军 梁 枢 工作单位:王政军,横渠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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