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发展放缓的当下,在生产力发展被阻隔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发达国家的底层民众被经济全球化所抛弃,贫富差距逐年扩大,社会矛盾不停酝酿。被扭曲的生产关系正在释放自身的压力,最终作用于现实社会,且以道德冲突的形式展现出来。“占领华尔街”、接连不断的抗议警察枪杀黑人的维权游行等便是这场冲突的道德映像。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主义在现阶段却总能凭借自己的全球话语霸权,通过“普世价值”等方式塑造自己的道德形象,并且把矛头对准发展中国家,以此转移国内矛盾,掩盖经济上的不平等。

　　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和资源的积聚是其内在属性,而相对成熟的社会制度也让资产阶级以法律规范的形式确立了政治经济上的优势地位,次贷危机叠加之前的各种超前消费早已耗干了民众的储蓄和消费潜力,消费不振又直接导致全球经济复苏的脚步徘徊不前。为了提振经济,负利率时代来临,企业的大面积负债不但未能让经济有所好转,反而陷入了更深的困境,全球经济似乎进入了恶性循环。因此,有些人借此指责中国过高的储蓄率是导致全球经济步履蹒跚的“罪魁祸首”,罔顾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有些人甚至还试图把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事实变成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道德非难”。他们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站在促进全球经济复苏的“道德制高点”,主张中国应以“土地私有化”来筹集资金,扩大消费,可谓“大义凛然”。这一“过度‘急躁’”的主张具有经济与道德上的双重目的,而其核心就在于试图用“道德”手段为其经济主张背书,全然不顾这可能会让中国来之不易的成就化归乌有,而且还可能导致贫富差距急遽扩大、社会动荡不安的后果。试想,如果广大农民丧失了最基本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在社会保障体系还不算健全的今天,一旦遭遇经济困难,他们该如何自处。广大的农民需要安稳的生活,中国也需要稳定的发展环境。这种所谓的“私有化处方”所带来的毒副作用(或者说其真实目的)就是破坏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经济事实改变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平等的丧失,建基于经济平等基础上的道德平等也可能化归乌有,最终引发社会动荡,导致各种道德冲突。

　　正如恩格斯所说,“群众的消费不足,是一切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形式、因而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一个必然条件”,那些将发端于美国次贷危机所导致的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原因,归结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消费不足则根本是倒果为因。这些人之所以如此,就是希望借机重新定义自己的道德“高度”,重塑“道德权威”。少数人试图从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或者所拥有的财富出发来重新定义自己“道德高度”的企图注定难以成功,因为建基于实践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早就诠释了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