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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立场到图景:试论“中国报刊史”的书写缘起和逻辑
2016年09月11日 10:00 来源:《国际新闻界》 作者:朱至刚/张海磊 字号

内容摘要:从立场到图景:试论“中国报刊史”的书写缘起和逻辑作者:朱至刚/张海磊作者简介:朱至刚, xcxdds@。126.com,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原文出处:《国际新闻界》(京)2014年第201410期第6-20页内容提要:本文以国人自著本国报刊史的高潮,为何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为起点,探讨作为叙事文本的“中国报刊史”的书写缘起与逻辑。一、作为立场的“中国”:中国报刊史的书写缘起为何要书写本国报刊史?(戈公振, 1927/1985: 3)《中国本土报刊的兴起》更断言“整体而言,中国本土报刊的出现代表着世界报刊的发端”。二、“营业本位”与“精神本位”:中国报刊史的书写逻辑报刊史终究是历史,纵然预设已定,描述却要落实。

关键词:报纸;戈公振;汪英宾;中国报刊;报刊史;营业;本位;黄天鹏;国人;书写

作者简介:

  作 者:朱至刚/张海磊

  作者简介:朱至刚,xcxdds@126.com,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张海磊,xl0706@126.com,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国际新闻界》(京)2014年第201410期 第6-20页

  内容提要:本文以国人自著本国报刊史的高潮,为何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为起点,探讨作为叙事文本的“中国报刊史”的书写缘起与逻辑。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和情景的体察,笔者认为,在当时“中国”不仅是叙述范围,更是书写立场,其根本预设就是中国及其报业本身不仅具有值得认知的特殊之处,而且自成脉络。基于这样的预设,这些文本才会大多以“营业”和“精神”两条路线的冲突为逻辑主线,通过对“精神”的填充,来呈现在后世看来有所偏向,却是自洽的整体图景。

  关 键 词:“中国报刊史”/缘起/逻辑  

  

  上世纪二十年代,国人开始成系统地研究和书写本国报刊史,除汪英宾《中国本土报刊的兴起》(1924)、蒋国珍《中国新闻发达史》(1927)、戈公振《中国报学史》(1927)等专门著述,其他本学科著述辟有专章或收录专文的,也所在多有。①然而,它们何以会在此时接踵而来?作为文本,它们蕴含着怎样的预设?呈现出怎样的图景?此类图景,又对此后的中国新闻学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一、作为立场的“中国”:中国报刊史的书写缘起

  为何要书写本国报刊史?乍看起来,答案仿佛不言自明:既然中国已有报业,就得鉴往知今。但这已隐含前提,那就是当下可以从中提炼或正或反的经验。倘若不这样做,也有现成的路径依归,即便是本国,又何须去着意认知?实际上,在此前报人的共识中,报业典范就在且只在西方。

  甲午至戊戌间,国人自办报刊才蔚然成风,中国报人方以群体姿态浮现于世。虽说各自所依的学理和具体设计不尽相同,但除了眼界特高的康有为,他们都认同在当前,西方诸国堪称理想样板,相应地,也把其报业看作效法典范。终清之世乃至民初,这些“过渡时期知识分子”又始终未能掌控政权,除了济世情怀,其想象亦需寄托。因此他们也就倾向于将西方报业想象得格外完美,将“理想报业造就理想社会”构想地愈发具象。②其中,梁启超在1901年的表述堪称典型:

  报馆者,实荟萃全国人之思想言论,或大或小,或精或粗,或庄或谐,或激或随,而一绍介之于国民;故报馆者,能纳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灭一切。彼政府采其议以为政策焉,彼国民奉其言以为精神焉。故往往有今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而明日为主笔者;亦往往有今日为主笔,而明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者。(梁启超,1999:476)

  虽说此类话语未必经得起逻辑考验,然而对既以“趋新崇西”为当然前提,又在从事报业的人,却仿佛既指明路径,又提供了慰藉,在这样的预设下,纵然既往对本国报业偶有顾及,也大多只能愈发自惭。直到民国初年的徐宝璜、邵飘萍,如此倾向仍有相当体现。③在这样的共识下,中国报刊又怎有资格成为被国人着意书写的主角。

  但偏偏就在近代文明的发源地欧洲,爆发了空前惨烈的一战。同时,为了维护权益,提升国际地位,从战争爆发起中国就相当积极地折冲樽俎。④然而,欧洲大国虽标榜“公理战胜强权”,作为却令国人心寒。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西国”在国人眼中已再不那么仰之弥高。罗素就曾提到,他在战后访华期间,听到不少人对他讲,1914年前自己对于西方文化不甚怀疑,但及欧战起,却不能不相信它必有自己的缺陷(罗素,1924:190;转引自郑师渠,1997)。既然“西国”已不再被认为是当然的典范,那么自身的经历,对于此后的路径,也就不见得全无意义。还是以梁启超为例,自从1920年3月旅欧归来,他就反复强调,此行最大的收获,就是对中国文化的悲观情绪一扫而光,相信它可以开出新境并助益西方文化(郑师渠,1997)。

  社会共识的转变,自然会促成报人去审视在普遍规律之外,“我国”报业是否还有什么应被认知的特殊之处,这就当然需要详尽地梳理它的既往。可以说,自此对本国报刊史的着意书写,才成为必要。自然,从标尺的转换到生成具体文本,通常存在延迟。所以,中国报刊史直到稍后的二十年代中期,才成为显学。以专著为例,《中国报学史》开篇就揭明该书将“专述中国报纸之发达历史及其对于中国社会文化之关系”。(戈公振,1927/1985:3)《中国本土报刊的兴起》更断言“整体而言,中国本土报刊的出现代表着世界报刊的发端”。(汪英宾,1924/2013:1)。《中国新闻发达史》虽说承认中国的报纸“到底不能和邻国的大报纸分庭抗礼”,却已算是有相当的发达。(蒋国珍,1927:46)还认定自唐绵延至清的“邸报”,可称为“世界上最古之报纸”。(蒋国珍,1927:5)。可以说,在他们那里,“中国”不只是指称的范围,更是探究的立场。放眼当时学界,它们跟几乎同时出现的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学衡派”的活动,虽说领域不同,基本立场却是相通的。

  二、“营业本位”与“精神本位”:中国报刊史的书写逻辑

  报刊史终究是历史,纵然预设已定,描述却要落实。既要寻出“中国”的特殊,又要阐明这些特殊值得珍重。就需要寻找既在逻辑上自洽,又为时人认可的框架。

  如前所论,“中国特殊”所以能成共识,是源于国人猝然间对“西方”从崇拜转而失望。当群体心态被观感的陡变所左右,在中国报人眼里,自然会认定西方报业已问题重重,而且日趋下滑。如果本国报业也出现类似趋势,自然不足为道。既然主题先行,故已盛于西方,在中国也露苗头的“营业主义”当然饱受猜疑。还在1924年,邵飘萍就质疑“新闻事业苟欲达于理想值境域,究以何种方法经营为恰当乎?此实将来之大问题”,且坦陈“以营业本位为理想的经营方法,未免为偏于资本主义之见解也”。(邵飘萍,1924/2008:202)到了三十年代,成舍我说得就更加激愤:“现在全世界的报纸,普遍地,被压迫屈服于许多时代巨魔——资本主义和独裁统治——的淫威下,真正代表大众利益的报纸,即百不获一”。(成舍我,1932:3)而此时报界以外的知识精英,对此也颇有同感。⑤

  推论下去,如不想重蹈覆辙,中国报界必须摒弃“营业本位”和“资本主义”。然而摈弃了它们,又当以何为根本?借用戈公振的话说,既然民初以来,中国报业“商业色彩太浓,渐失指导舆论之精神,是其病也”。⑥(戈公振,1927/1985:283)再如胡政之也叹息中国报业“近年受了物质文明的熏陶,从营业、设备上,显示着很多的发展,然而精神上倒似乎不无减色”。(胡政之,1932:1)这样一来,在“营业”与“精神”两条路线间的抉择,就俨然成为中国报刊的历史主线。而且孰是孰非,在当时报人看来,根本不成问题。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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