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好中国故事”已成为我国新形势下开创对外工作新局面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讲述“中国故事”前首先需要了解西方对中国崛起的叙事。为何西方对华的幻想与幻觉中鲜有对华的平视、平等和平常心态？为何西方的“中国威胁论”与“中国机遇论”一直作为硬币的两面而共存共处？近日，澳大利亚迪肯大学高级讲师潘成鑫所著的《国际政治中的知识、欲望与权力：中国崛起的西方叙事》（以下简称《叙事》）中文版出版，引发广泛讨论。该书用翔实的资料、扎实的逻辑阐释了西方是如何建构其关于中国的话语体系的。

　　学者认为，西方关于中国崛起的叙事本身是中西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当西方世界都在忙于“观察”中国的时候，我们应该同时观察这些“中国观察者”；正是他们的“主流话语”左右着很多人对中国的理解，甚至影响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制定。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袁明提到，解构西方的中国叙事，重点不是在于反对西方，而在于分析西方，了解他们是怎么进行辨析的。

　　学者认为，西方话语在进行中国叙事时，由于选择性表达而堆砌出来一堵“墙”。潘成鑫在《叙事》中谈到，这成为西方世界观察中国崛起时无形的“天花板”。

　　那么，这堵“墙”是如何形成的？袁明认为，西方对中国有浓厚的知识兴趣，但在其笔下展现出来的未必是真实的中国。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认为，“看中国”有很多方式。西方在自己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视野下，去理解中国，自然会出现误差。

　　美国文博大学政治学教授于滨表示，《叙事》从西方文献、文本中，梳理、解构西方如何一步步记录、观察、扭曲中国。《叙事》对西方的理论和理念不是一味地拒绝或简单地批判，而是从西人的思维方式、从多个视角和层次加以剥离和考证。

　　于滨认为，在西方集体潜意识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欲望”，它无时无刻不在支配西方意识和观念对理性和知识的追求。潘成鑫认为，西方学者和观察家在中国研究方面不乏真知灼见，但西方很多学者和观察家对中国特别是对“崛起”的中国的论断却每每徘徊在“威胁”和“机遇”之间。这些看似关于中国的西方叙事，其实并不是在解说中国，而是西方构建自我的一种需要和体现。

　　潘成鑫在《叙事》中提出，无论是“中国威胁”或“中国机遇”，中国都被视为一个相对于西方的“他者”，用于区别乃至反衬西方对自我的想象和塑造。中国作为“威胁”的叙事背后所体现的是，西方是现存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安全提供者。中国作为（经济或政治）“机遇”的话语背后所透露的是西方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超前性”和“优越性”，因此它有机会和能力去影响中国的发展进程，最终会将中国“融入”世界，使其变得更像西方视角下的“我们”。这两种南辕北辙观念的共生状态，均是以西式棱镜来折射而非透视中国。

　　学者表示，这些有关中国的话语和叙事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研究中长盛不衰，不是因为它们准确描述了中国的现状，而是它们更能告诉一个西方人所普遍愿意认同的自我。对中国的“客观”描述其实是西方的一种“自传”。

　　潘成鑫认为，任何未曾到过中国的人如果想了解中国，都必然将已有的“西方话语”作为参考。因此，在研究中国的时候，没有人能避开这一点。面对西方建起来的这样一堵厚“墙”，袁明提出，我们要穿“墙”而过。

　　事实上，海内外中国学者已经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体系、范式提出质疑和挑战。学者表示，如何构建中国话语，从中国主体叙事中传达真实的、完整的中国叙事，讲好中国故事，愈发重要。而作为国际战略研究一部分的话语战略研究，是永不过时的命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张君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