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启蒙主义思想家的努力,在18世纪晚期基于“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基础上的“自然秩序论”式的自由主义成为英国政治理论的主流。这种自由主义论证一方面以契约论的方式,摆脱了中世纪神学政治论的形态,使得政治学重归理性主义传统;一方面呈现出某种“伦理—政治”式的论证结构,有着走向道德绝对主义并发展为政治专制主义的倾向,从而使现代政治秩序的有效性、稳定性受到质疑。

　　较早意识到这一问题的,是英国功利主义思想家边沁。由于罗尔斯将对功利主义的批判作为理论工作的起点,以至于人们产生了一种误解:“功利主义是对现代自由宪政秩序的颠覆,甚至有滑向极权主义的危险。”实际上,功利主义不仅通过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使得现代政治秩序真正铆钉在人民的生活中,而且恰恰是功利主义对“伦理—政治”的清算,使得自由主义不至于滑向贵族统治论。

　　现代政治的领地:伦理与政治的相对分离

　　所谓现代政治,从历史维度分析,是指1100年以来西欧社会自罗马帝国解体建立民族国家的政治实践和实际后果。马基雅维利将政治学从伦理道德的纠缠中解脱出来,真正重视权力在政治学中的核心地位,因而被施特劳斯称为“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人”。但是,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断然地拒绝政治中的伦理因素,又在《论李维》等著作中展现共和主义的理想。马基雅维利的摇摆提示我们,权力(国家)如果不愿意被高位伦理所规范,就必须寻找到一个支持自身存在的理由。边沁的功利主义恰恰提供了一个非道德主义的理由——功利。

　　按照边沁的思路,如果我们承认伦理和政治享有同样的功利基础,那么问题就可以转化为以法治尺度划分伦理与政治的界限。由此,伦理与政治的问题转化为立法与私人伦理的关系问题。具体而言,边沁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对私人伦理的界定。边沁将伦理活动看作一种指导人们的行为以产生利益相关者最大可能量的幸福艺术,并划分为私人伦理和管理艺术,后者又划分为立法艺术和行政艺术。这种划分突出了伦理活动的客观向度,并且成为密尔群己权界论的先声。在他看来,“人们如何过好的生活”并不属于伦理学的目标,而是属于管理艺术中的教育艺术。第二,惩罚的限度性。边沁将政治的界限问题转化为立法的限度问题,而“如果立法直接干预,就必定是靠惩罚来干预”。因此,在惩罚无理由、惩罚无效、惩罚无益及惩罚无必要四种情形中,惩罚无理由与惩罚无效属于伦理与法律上不应干涉或应用的情况,讨论重心在于惩罚无益(比如政治诽谤)与惩罚无必要(比如散布有害原理)上。第三,以法律方式技术性地重构政治—伦理关系。边沁认为,私人伦理与立法都应当受到功利主义原则的制约,并主张以慎重、正直和慈善作为立法参与私人伦理的三条原则。可以看到,在边沁的解释结构中,政治不再被看作普遍伦理的衍生物,功利原则并不直接构成政治生活得以可能的条件。从这个角度讲,功利原则并非建构性的,而是一种调节、规制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