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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叙事伦理批评?
2016年06月09日 11:41 来源:《文艺理论研究》 作者:王鸿生 字号

内容摘要:何谓叙事伦理批评?论文对传统道德批评和叙事伦理批评予以严格区分,并从批评的依据、方式、视域、语态等四个方面提炼了叙事伦理批评的基本尺度。它关注的题域非常宽广,尤其注重各种关系研究,例如:文学伦理与审美、政治、宗教的关系,叙事伦理与规范伦理或日常伦理的区分与联系,具体的、历史的文学评价变迁和普遍的道德法则、艺术法则的关系,叙事秩序的一与多、显与隐。伦理性叙事主体、阅读主体、解释主体的生成及其相互关系,文学修辞的价值表征作用和价值生成能力,伦理性叙事的机制及其效果,文本中竞争与合作的双重性,如何应对语言中心主义和语言技术主义,如何处理消费主义的伦理诉求或快感、趣味的弱伦理满足,以及更重要的。

关键词:批评;叙事伦理;道德;文化;研究;文学;语言;主义;汉语;政治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探讨叙事伦理批评的缘起、意义和问题域。论文指出,“叙事伦理”可从三个不同方面加以理解:(1)指叙事活动与伦理价值问题存在着长期的内在纠缠与相互生成关系,因而两者不可分割;(2)指叙事活动有道德的与不道德的、秩序性的与非秩序性的区别,这也是承认,存在着非伦理的或反伦理的叙事;(3)指叙事活动本身即具有伦理性质,这一性质会因叙事活动具有建构多种价值序列的可能性而显得紧张。论文对传统道德批评和叙事伦理批评予以严格区分,并从批评的依据、方式、视域、语态等四个方面提炼了叙事伦理批评的基本尺度。

  关 键 词:叙事伦理/叙述同一性/临界之思/批评尺度

   作者简介:王鸿生,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批评理论和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电子邮箱:whs824@163.com  

   

  众所周知,作为继形式主义、新批评之后欧美文学研究的主流范式,结构主义叙事学凭借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1857-1913)对符号结构的深刻洞见,大大提高了人们深入语言文本的能力。为了看清楚“语言自己是如何工作的”,为了寻译“故事下面的故事”,从普洛普、托多罗夫、格雷马斯、布雷蒙、罗兰·巴特到热奈特、斯坦泽尔、米克·巴尔、韦恩·布斯,叙事学家们曾掀起过一波又一波的理论漩涡,故事形态、行动元、符号学矩阵、叙述人、隐含作者、叙事时间、视点、聚焦、频率、自由间接引语、叙事情境、不可靠叙述人等新概念风靡一时,也对当代中国文论的转型与文艺理论教学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但自1966年在霍普金斯大学成功单挑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斯特劳斯后,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1930-2004)釜底抽薪,发动了对西方形而上学以及植根于其间的索绪尔语言学的持续而猛烈的攻击。他的解构主义方法论一度所向披靡,不仅使“语言自己的工作”陷于瘫痪,让那个“故事下面的故事”变得面目全非,而且从根本上颠覆了人们对语言的实体论迷信,狂飙般摧毁了科学主义蚕食人文领土的庞大野心。

  一、批评的伦理学转向

  德里达本人有深远的伦理关切和文化责任意识,这从他中后期发表的《友谊政治学》、《马克思的幽灵》等著作,以及令人关注的生平最后一些访谈,都可以看得清楚。只是他的解构主义思想屡遭误解,尤其被策略化地运用于文学批评时,往往结出的是艰涩而难以下咽的果实。

  借用鲁枢元关于“鱼”和“鱼骨架”的比方,我们可以说,如果文学作品是游动在生活世界里的活生生的鱼,那么结构主义叙事学则无情地剔掉了鱼的血肉、脏腑,然后用图案极为精致的容器,给我们端上了一盘盘完整清晰的鱼骨架。而像保罗·德曼、希利斯·米勒那样的美国式解构主义批评却要复杂、麻烦得多,它一方面弄乱、打散了这盘鱼骨架,另一方面仍思谋着怎么把那些被扔掉的东西再找回来,连同鱼还没有来得及吐出的泡泡也不能不找。

  结构/解构,两种看似对立的批评性研究,其实都建基于“文本还原论”和“文本认识论”,都需要精巧的细读功夫和高度的逻辑分析技术,因而一不小心就会对社会、历史、情感、心灵、精神一类意义“含混”的事物产生一定的排异性反应,从而成为某种“无情的批评”。有时,一对“死敌”也是一对欢喜冤家,比如,在肢解人们对文学的整体性感受方面,结构主义批评和解构主义批评就常常是牢不可破的同盟,在非列维·斯特劳斯的斯特劳斯主义者手里,结构的声誉相当糟糕,就像在非德里达的德里达主义者手里,解构的声誉也变得不妙。人们私下里常常嘟囔,是的,它们是能告诉我们,一本书是怎么被构成的,或同一本书又可以怎样被拆解,但它们却无法告诉我们:这本书到底是一本好书还是一本烂书?

  结构主义叙事学或解构主义文论对人类文学、文化现象的过于缩略性的或过于繁琐化的理论操作,以及它们对某些急迫的价值判断的长时间闪避,终于使人们感到了不耐烦。及至20世纪晚期,一直侧立或潜伏于它们身边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福柯的话语谱系学、各类女权主义批评、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化研究、萨伊德的后殖民主义、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鲍德里亚的仿像说、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等“忽然”异军突起,先后开始引领文论的潮流。于是,一种新的综合了符号学、精神分析学、社会学、政治学乃至经济理论的毫无统一感的“文化研究范式”,把人们驱入了一片无中心的、多元角逐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批评“场域”。一段时间以来,文学批评变得既兴奋又迷茫,越是到后来,迷茫也就越来越大于兴奋,以至变得越来越单调、刻板而索然无味。而文化研究则很像游击队似的干活,它神出鬼没、四处骚扰、身手灵活是肯定的,学术扩容也是肯定的,但就是没有稳固的根据地和边界,目前也没见一个批评家有本事把前面列举的各路家伙熔铸成同一把利器。更让人不放心的是,当所有的文学叙事都变成了文化研究的注脚、材料时,小说、散文、戏剧、影视与档案、新闻、检讨、说明书、广告等等,还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没有区别,那文学语言的特性哪里去了?如果有区别,那么我们还能够听任文学特性被夷平或消解于文化研究的游击战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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