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化诉求和以政策研究为导向的双重影响下,实证研究已然成为多数教育研究者的首要选择。尤其是在讲求“数据挖掘”、“用数据说话”和政策制定寻求数据支撑的大数据时代,教育研究领域的实证研究风刮得更甚。严重者,只要选择实证研究,只要有数据,似乎就可视为客观科学,乃至是学术创新,而罔顾实证研究与教育问题之间的内在逻辑。毫无疑问,实证研究作为研究方法的重要补充,早已被各大人文社会学科所认可和应用,并已取得丰硕成果。然而,基于实际,我们仍需在方法论基础、研究素养和学术评价等三大方面作理性审视。

　　首先,既有的方法论基础能否支撑教育实证研究的开展。实证研究虽作为一种工具性选择,但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理论内里。众所周知,实证研究肇始于西方,历经自然主义、科学主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等思潮的“洗涤”,受到“本体论—知识论—方法论”哲学讨论的“锤炼”,西方学界早已形成实证研究学术共同体,对实证研究的应用以及相应的理论建构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即便如此,西方学界至今仍然还在为“理论—实证”的研究取向展开学术讨论,以便甄别和完善实证研究体系。反观之下,我们似乎擅长于“拿来主义”,而弱于方法论本身的讨论和积淀。在实际中,鲜有针对教育问题的理论维度、教育实证研究的理论基础、教育问题与实证研究的契合度等前提性问题作出理论回应,便急于展开实证研究。如何在开展教育实证研究之前,形成“教育问题—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实证研究”之间的逻辑链条,是当下开展教育实证研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另外还需提及的是,教育实证研究能否与教育理论创新形成良性互动。研究方法在根本上是服务于学术问题的解决,以推动理论的建构和创新。若此目的未能实现,研究方法就纯粹地沦为一种工具性存在,而失却其本真价值。教育实证研究的核心在于回归教育问题本身,通过对相关材料和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明晰问题脉络和实质,以促进问题解决和理论发展。然而,鉴于我国教育理论和实证研究方法论的先天不足,我们至今还未形成教育实证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受此影响,多数已开展的教育实证研究似乎是拿着各自收集的材料和数据,各说各话,难以形成对同一教育问题研究的相互支撑、同行评鉴和理论对话,也就难以形成知识积累和理论创新。这显然对教育实证研究和教育研究事业发展均无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