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代降,一代之文学必有一代之文体创新为表征与诉求。文学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内在自足性,但仅以此自足性却不大可能获得长足的进步,总是要或多或少地别求新声于异邦。换言之,内在需求总是伴随着外因的影响而超越量变转化为质变,特定时期文学多元系统中文体的鼎革尤甚。“五四”前后现代文学文体经由翻译的创造性转化就历经了模仿、借鉴、传承、熔铸的生成之痛。

　　翻译与欧化白话的起源

　　新文学运动首先表现为一次语言的革命,这说到底又是一场思维方式的革命。自古文言与白话几乎截然两途,以言与文为界,滋生了古代“士”与“民”两个迥异的世界。近一个世纪以来,学界普遍认为现代白话文肇始于五四运动,将其归因于胡适、陈独秀、傅斯年、黄遵宪等为代表的“五四”国语运动急先锋们的身体力行。毕竟,倘无他们力成其事,现代白话文的发展起码不会如此迅速地登堂入室,轻易取代文言,一跃成为国家的主流语言。

　　然而,现代(欧化)白话诞生于“五四”之定论已难立足。以白话文为标志的晚清文学的现代性,日益凸显出不能为我们所忽略的视域。如果在一般意义上化约“现代”这一蕴含,“以现代为一种自觉的求新求变意识,一种贵今薄古的创造策略,则晚清小说家的种种实验,已经可以当之”;“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王德威语)领袖群伦的胡适等人原不过为文言文的废黜合上了最后一扇闸门。

　　将欧化白话(文学)的话语实践前推至晚清,无疑是一个进步。不过,西方宗教(以基督教、天主教为代表)传入中国300余年,仅将白话文追溯到晚清显然无法彰明欧化白话之全貌。梳理传教士十六世纪以来在中国传教时留下的文本可知,欧化白话并非学界普遍认为的那样源于清末民初,而至少是明末清初,且与传教士的翻译有着极深的渊源。现发现最早的天主教义白话译本是晚明间西方传教士罗儒望的《天主圣教启蒙》(1619),然后才有贺清泰的白话译本(1790-1805?),马礼逊的《华英词典》(1815),宾威廉的官话译本《天路历程》(1865)和《续天路历程官话》(1866),威妥玛的《语言自迩集》(1867),吴启太、郑永邦的《官话指南》(1903)等。尤其是《天主圣教启蒙》的这种不乏欧化色彩的白话语言,并非中文与欧洲语言相互生搬硬套,而是经过中国本土传统的创造性吸收与转化,化欧为己。尽管欧化程度非常有限,却昭示了汉语欧化白话的先声。

　　翻译与新诗的现代性

　　视为现代汉语之滥觞的欧化白话并非肇始于“五四”时期,而是明末清初。追溯晚清的白话诗歌创制,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回到西方传教士的圣书译介与写作。如果不带偏见地重新审视近代文学和翻译,就会发现此前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在运用汉语翻译基督教经典时,已经多次尝试运用欧化白话文来译介诗歌,但这些尝试一直没有进入我国文学史家的视野,其彰显的现代性有意无意地为历史所压抑或遮蔽。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将会看到,旨在传教的相当一部分西方传教士,以其目标明确的翻译和写作,有意无意间开启了中国文学现代性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