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国外交不是“欧风美雨”，它有自己的特色、风格和气派。这是中国的国家属性、文化传统和近百年来的历史经历所决定的。

　　首先，国家的属性决定着国际舞台上“我是谁”的身份问题。而身份背后的规范性结构决定着国家行为的适当性，它决定着在什么样的情形下，国家应该做什么。那么，中国是什么身份？首先中国是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在国际舞台上，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发展中大国。这样，中国在国际舞台这个“情形”中，“应该做什么”就自然地找到了“存在理性”。这构成了中国大国外交的特色、风格和气派的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与市场经济创造性结合的产物。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必然不同于资本主义大国外交，也不是传统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大国外交。它的外交实践就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我国的发展道路、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在国际舞台上，不坚持、不维护这些东西就违背了中国国家身份内在的规范要求，也就违反国家的根本利益。同时，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外交应该为了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促进国际的公平正义。在实践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坚持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特别是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说话。最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它的发展本质上要求必须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实践上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走欧美以殖民和掠夺弱小民族的发展老路。这些“坚持”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体现的国际主义义务。当然，中国外交在尽这些义务的同时，决不能放弃中国的正当权益，不能牺牲国家的核心利益。这一切是保证中国社会主义国家身份的前提，也是保障中国尽国际义务的基础。

　　其次，中国外交的风格与深厚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华民族从来就不是一个“争勇斗狠”、“勒索暴戾”的民族，而是一个谦逊礼让、包容兼蓄的民族。在民族文化传统的浸淫下，中国人形成了处理对外关系的独特风格。中国历代王朝的朝贡体系不是以征服和强掠为特征，而是具有“待以客礼、让而不臣”的特性。虽然这种体制有着天下中心的自大，但鲜有殖民式的征服，少有剥削式的掠夺，更不惹事生非，更多的是不干涉内政的宽容，没有西方对异教的讨伐和为了财富的海外殖民。另外，历史上中国在遭受外部强敌攻击与侵略时，中国人太极式的抗争，韧性般的反抗，也反映了这个民族性格上“温”的特质、“柔”的特性。这种性格上的特质更多地反映了中国文化传统上的非攻击性、非掠夺性。这种文化传统使得中国人身上没有征伐掠夺的基因，更多地养成了对外处事“和平、共生、礼让、共荣”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