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非会议的召开是战后国际形势和亚非地区形势变化，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兴起的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亚洲民族独立运动勃兴，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推动了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解放运动的发展。一系列前殖民地的独立敲响了殖民统治的丧钟。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亚非两大洲己涌现出30个独立国家。这是几百年来国际关系史上一个空前未有的变化，它为亚非国家独立自主地召开一次大型国际会议创造了条件。

　　亚非会议的召开也是亚非新兴国家与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矛盾和斗争的产物，反映了亿万亚非人民争取和保障民族独立、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亚非国家团结合作的共同愿望。

　　战后美苏之间日益加剧的冷战对峙局势，严重威胁着亚非国家的独立与安全。由于帝国主义对中间地带的争夺，亚非地区成为世界各种矛盾和冲突集中的地区。许多亚非民族主义国家从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出发，在对外政策方面，坚持执行和平、中立和不结盟政策，拒绝参加侵略性军事集团，反对在自己国家领土上建立外国军事基地。越来越多的亚非国家认识到，为维护政治独立，发展民族经济与文化，有必要加强国际合作，并要求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

　　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和缅甸，在中印和中缅两国总理会谈的联合声明中一致同意，并共同倡导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家关系的准则。五项原则的公布，受到国际舆论、特别是亚非拉和欧洲国家广泛的支持和响应。这大大促进了亚非各国之间团结合作的发展。在这种形势下，亚非会议召开的主客观条件成熟了。

　　1954年，印度尼西亚政府首先提议，并获得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大力支持，决定在印尼召开一次亚非国家的国际会议来讨论世界局势，并就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协调立场，以制订一个团结反帝反殖的共同纲领。这一倡议受到亚非各国的热烈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应邀出席这次会议。这一切表明了亚非人民的觉醒和奋起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1954年12月底，南亚5国总理在印尼茂物举行会议，研究召开亚非会议问题。会议决定与会5国联合发起召开亚非会议，邀请包括我国在内的25个亚非国家和地区参加，并定于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举行。

　　对此，帝国主义的态度也十分明显，其中美国为了达到阻止亚非会议的召开，把矛头首先对准新中国。美国还捏造说中国要“夺取亚非世界领导权”，已对远东“构成了尖锐、迫切的威胁”，极力挑拨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关系，人为地制造对中国的恐惧和疑虑。美国的意图是，即使不能阻止亚非会议的召开，也要给会议制造种种难题使其“分裂而瓦解”。

　　帝国主义甚至利用特务搞骇人听闻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4月11日，中国代表团先行人员包乘“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自香港飞往印尼途中，因飞机上被蒋帮特务安放定时炸弹在沙捞越西北海面上空爆炸而坠海罹难。由于周总理应邀取道仰光同缅甸等国领导人会晤，敌人以暗杀手段阻挠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前往万隆参加会议的阴谋未能得逞。在亚非国家和平中立倾向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经过亚非国家的共同努力，亚非会议排除了帝国主义的干扰和破坏，如期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