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是红色的丰碑，也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处理党和红军重大问题的开端。要说清这个问题，必须从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历史关系讲起。

　　1919年3月，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以下简称共产国际）正式成立，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权威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建立后，作出了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确认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共产国际与各国共产党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从中央机构人选、战略方针确定，到政策策略、战场指挥都要由共产国际批准。独立自主，首先是要独立，未获独立，谈何自主。中国共产党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处于被动状态。

　　长征开始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从外因上讲，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电讯中断，中央机关和红军都在快速流动，又无其他有效方式取得联系。从内因上看，中国共产党经过十几年艰苦曲折的奋斗，逐步成熟起来，能够独立自主处理党内和红军的重大问题。长征期间的实践也表明，中共中央成功解决了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难题，独立自主的原则从此开始确立起来。

　　1 独立自主确定战略转移方向

　　1934年9月，中共中央将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的计划报告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回电表示同意。10月长征开始后，由于电台遭到损坏，与共产国际的直接联系中断。中央红军先后突破三道封锁线，当强渡湘江冲击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时，由于指挥失当，行动迟缓，红军损失惨重。如按原定计划，中央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此时，国民党当局已判断出红军战略转移方向，急调重兵在沿途布阵，企图围歼北上的红军。把持红军指挥权的博古、李德仍坚持按原计划前进，使中央红军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面对危急时刻，毛泽东站了出来，建议放弃原计划，转兵向西到敌军薄弱的贵州开辟新根据地。中共中央于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与会多数同志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但李德等拒不接受，仍坚持北上湘西。18日，中央政治局又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经过激烈争论，通过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挺进贵州北部，连克七座县城，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31日晚，中央政治局再次在猴场召开会议，作出占领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开创新根据地的战略决策，这时实际上已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这三次重要会议的结果，中共中央首次独立自主确定战略转移方向，打乱了国民党军围歼红军的企图，使中央红军从被动开始转向主动。

　　2 独立自主改组中央领导机构

　　由于中共中央正确选择了战略转移方向，红军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自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党内和红军中许多同志对当时中央领导的军事指挥产生怀疑和不满，尤其是湘江战役的失利使不满情绪更加高涨。中央机关进入遵义，有了暂时稳定的环境，总结经验教训、纠正“左”倾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

　　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也相继发言，集中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提出了今后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遵义会议否定了第三次“左”倾的领导，顺理成章地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2月5日，在红军转战途中，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常委重新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的总责。长征中最紧迫的军事指挥机构也相应改组，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这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第一次独立自主地决定中央领导人选，从组织上保证了党在正确路线指导下，将革命一步步引向胜利。遵义会议是中共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