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叔本华是在对康德哲学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其中尤以认识论的批判至为重要。这主要是从两方面进行的：第一，叔本华对康德的感性、知性和理性学说进行了改造，以进一步限制理性的作用；第二，他以直觉主义认识论克服了康德物自体不可知论。叔本华的这种批判对西方哲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响。

　　关 键 词：感性/知性/直觉/物自体/情感/

   作者简介：桑靖宇（1971—），男，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欧洲近代哲学。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叔本华是少数几个扭转西方哲学发展方向的大哲学家之一，众所周知，他与康德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他本人曾对此说道：“我认为在事实上（康德哲学）很可以比作对盲人割治翳障的外科手术。如果我再继续用比喻、那么，我的目的就是要把一副黑色眼镜送到那些割治手术获得成功的病人手里。”[1](5)可见叔本华哲学是直接在对康德的继承和批判的基础上产生的。为了说明与康德的这种关系，他专门写了一篇近九万字的长文《康德哲学批判》，并把它作为其代表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附录和理论前提，在其中尤以认识论部分最为重要，占了绝大部分的篇幅。叔本华对康德认识论的批判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对康德感性、知性及理性学说的批判，以严格限制抽象思维的作用，二是用直觉主义来克服康德的物自体不可知论。本文拟对此进行简要的阐述，并说明其对现代哲学的影响。

　　一

　　叔本华认为康德认识论的最大错误之一是将直观与思维混淆起来，这也是造成其理论晦涩、矛盾的根源。“单就直观本身看，他（康德）以为直观是没有悟性的，完全是感性的，所以完全是被动的；而只是由于思维（悟性的范畴）才得把握一个对象，这样他就把思维带入了直观。然后他却又说思维的对象是一个个别的，实在的客体，由此思维[又]损失了它那种普遍性和抽象性的基本特征，所获得的已不是一般概念而是以个别事物为客体。由此他又把直观带入了思维。”[1](598)这所指的是康德的感性直观与悟性（知性）十二范畴共同构成经验对象的理论。他认为感性直观本身没有独立的作用，只有与悟性思维一起才能形成经验对象，于是为了使悟性范畴作用于直观，康德才提出了晦涩难解的图式论以作为中介。叔本华认为，按照这种理论，由经验对象所组成的外在世界就成了既是直观又是思维，既非直观又非思维的莫名其妙的东西。而且这样以来动物要么就具有思维，要么就连外在世界的表象都没有了。这显然是不合情理的。康德的这种理论涵含着人的悟性向自然立法的伟大思想，这本是要解决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问题，但如上所说，它自身蕴含着内在的矛盾。

　　为了克服康德的这种矛盾，叔本华认为仅仅是直观就足以构成经验对象了，当然，这种直观不是康德那种消极的感性直观。他虽然继承了康德的时间、空间是先天感性形式的理论，但认为仅仅靠感性形式并不足以形成直观，必须要有悟性（知性）的参与才行。他认为悟性只有因果关系这唯一的先天形式，正是在因果关系这一先天形式的作用下，悟性“把已知的（在内感官时间中的）肉体感觉设想为一个结果，这样的结果必然地包含了一个原因，它同时唤起同样现成地存在于它的理智（即大脑）中的外感觉形式空间的协助，以便把这个原因转到体之外。正是由于这样，外部世界才首次产生了”[2]。 可见叔本华对康德的悟性（知性）学说进行了大力改造，只保留了因果关系这一先天形式，而去掉了其余的范畴，更重要的是他取消了悟性的抽象思维的功能，使其成为一种直观的能力。这样一来，叔本华就大大地改变了传统的消极被动的感性直观理论，使直观成为能动的悟性直观，正是这种悟性直观构造出了经验对象，并把因果必然性赋予了自然界。叔本华的悟性直观理论保留了康德的悟性向自然立法的“哥白尼式革命”的成果，同时又避免了他的将直观与思维混淆起来的弊端，确有其独到之处。另外叔本华的这种理论扩大了直观的范围和功能，这为他限制理性抽象思维的作用打下了基础。

　　由此出发，叔本华把理性定义为“构成概念的功能”[1](74)， 其先天的形式是形式逻辑的原则和规则。它本身是空洞的，只能从直观中获得内容来形成抽象概念，进行抽象思维。这样被康德所混合在一起的直观和思维就被严格地区分开了，直观获得了本源性的地位，理性只是通过抽象概念对直观的摹写和仿制，就象一幅镶嵌画，只能接近而永远达不到其原型的真实。而它的超越直观的使用只会导致谬误和混乱。因此叔本华对康德的超验的理性学说深为不满。我们知道，康德认为理性是认识原理的能力，而所谓原理是指：“如果那被条件所决定的是已知的[或被给予的]，那么它的[一切]条件的总和也必须是已知的[或被给予的]，随后那不受条件限制的[绝对]也得同时是已知的[或被给予的]；唯有这样，条件的总和才是充量具足的。”[1](654)这样康德就把经验对象的一切条件的总和即全体以及无条件的绝对作为理性的认识的对象。对此叔本华针锋相对地作出了批判，首先，他认为因果关系的链条是无穷无尽的，不能像康德那样把无条件的绝对作为第一因或最终根据；其次，他指出：“充足理由律永远只要求最近一个条件（即最近原因的各种规定）的完整性而决不是要求一个系列的完整。……只是由于任意的抽象，一系列的因和果才被看成是一系列的原因。”[1 ](654)因之叔本华认为理性只能以现实的、 个别的经验直观作为其对象，决不能以全体、绝对作为对象。

　　众所周知，以全体、绝对作为理性的认识对象是大陆理性主义的传统，康德与他们不同的是他认为理性除了知性范畴之外没有其它的认识工具，因之理性是不能把握其对象的，只能成先验幻相和二律背反。这样，传统的形而上学就被康德视为误用理性的独断论。另一方面康德认为作为先验幻相的理念虽然没有客观的真理性，却具有主观的必然性，是理性的必然产物，而且它仍具有巨大的积极作用。正是在理念的综合范导之下，散乱的知性知识才得以一步步提升，达到最高的统一性。叔本华实际上对康德的理性不能认识本体的观点很欣赏，认为这是对传统的理性主义独断论的致命一击，但他认为康德对理性的作用限制得还不够。后来的德国古典哲学家们正是借着理性是认识绝对的这一定义，发展出了把一切都笼罩在抽象概念的阴影之下的体系，重新复活了理性主义独断论。为了防止这种理性主义的僭越，叔本华把理性的领域严格限制在经验直观的范围之内，禁止任何超验的运用。他认为只要理性遵循充足理由律，自然就会一步步地达到系统的知识，根本无需康德所说的理念的范导作用。由上可知叔本华的理性学说是一种抬高直观、贬抑理性的工具主义理性观，这种理性学说为他的直觉把握本体的理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叔本华的工具主义理性观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已基本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普遍共识，只是不同的哲学流派对此的态度迥然不同。科学主义认为，既然理性只是整理经验直观的工具，那么传统形而上学所讨论的就都是些无意义的问题，应被束之高阁，不予讨论。逻辑实证主义者卡尔纳普所提出的“经验证实原则”就是一个典型，它规定：知识必须依据经验，任何命题只有表述经验内容，能被经验证实或证伪，才有意义，否则就毫无意义。这样在科学主义看来，哲学所研究的就不是形而上学问题，而是科学问题，研究如何使科学进一步准确化、完善化。

　　人本主义虽然也接受了工具主义的理性观，但他们极力反对科学主义抛弃形而上学的作法，认为正是由于科学主义放弃了对本体和价值的追求，使得人沦为科学的工具，导致了人的异化、造成了欧洲文化的危机。对此尼采在《朝霞》中悲叹道：“我行走在人们中间，如同行走在人类的碎片和断残的肢体中一样，……但是却没有人！”[3] 为了克服科学主义所造成的人性的扭曲和精神的堕落，人本主义强烈要求恢复形而上学，他们认为，既然理性抽象思维只是整理经验的工具，不足以完成这一任务，那么就要寻求更高的方法来重筑形而上学，赋予人性以价值和意义。实际上人本主义走的正是叔本华的道路，或者说叔本华是西方现代人本主义的始作俑者。他用超越理性的直觉主义批判了康德的物自体不可知论，力图以之揭开本体之谜，为苦难的人们指出一条解脱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