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与海德格尔：一个存在论的比较研究

   摘要：在《存在与时间》的导论部分，海德格尔通过批评性地诉诸亚里士多德的存在论思想，为自己的存在论策略的实施创造了前提。本文在深入分析海德格尔这些论述的基础上，对比亚里士多德的存在论立场，系统地揭示出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存在论思想的关键性误读，表明正是由于忽略了亚里士多德基于存在的多种意义理论对存在的逻辑分析，海德格尔才有可能为存在意义的探寻开辟一条完全不同的现代道路，将传统的存在论导向他自己的特殊的生存论现象学上去。

　　关键词：存在/最高普遍性/同名异义/生存论现象学

　　作者简介：聂敏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在《存在与时间》的导论部分，海德格尔在多处地方诉诸了亚里士多德。例如，就在这篇导论的一开篇，他就提出这样的看法：

　　根据希腊人对存在的最初阐释，逐渐形成了一个教条，它不仅宣称追问存在的意义是多余的，而且还认可了对这个问题的耽搁。人们说：“存在”是最普遍最空洞的概念，所以，它本身就反对任何下定义的企图；而且这个最普遍并因而是不可定义的概念也并不需要任何定义，每个人都不断用到它，并且也已经懂得他一向用它来指什么。(海德格尔，导论，第3页)

　　从这段在笔者看来写得模棱两可、耐人寻味的话中，如果我们尚不能肯定所谓对存在的意义的追问的耽搁是否明确地指向了亚里士多德及其后，以及存在的意义不需定义人们就可以明白是否直接来自于亚里士多德。但是，人们只要看到所谓“存在”是最普遍的概念、它不可以被定义的说法，就立即会明白，这段耐人寻味的话毫无疑问地诉诸亚里士多德的有关存在的观点。

　　我们无需到亚里士多德那里去寻求证据，因为海德格尔自己就提供了这个证据，只不过我们不得不指出，这个证据是与托马斯·阿奎那以及中世纪的存在论思想搅在一起提供出来的。因为就在这段话的后面，在谴责性地表明要清理从古代就散布开来的有关存在论的主要成见之后，海德格尔便将此成见的来源直接诉诸亚里士多德。因为在提出这类成见的第一个方面，即“存在”是“最普遍的”概念之后，他就直接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原文，并且阐述了亚里士多德在这方面的基本思想：

　　“存在”的“普遍性”不是族类上的普遍性。如果存在者在概念上是依照类和种属来区分和联系的话，那么“存在”却并不是对存在者的最高领域的界定；〔存在不是类〕。存在的“普遍性”超乎一切族类上的普遍性。按照中世纪存在论的术语，“存在”是“transcendens〔超越者〕”。亚里士多德已经把这个超越的“普遍〔者〕”的统一性视为类比的统一性，以与关乎实事的最高族类概念的多样性相对照。不管亚里士多德多么依附于柏拉图对存在论问题的提法，凭借这一揭示，他还是把存在问题置于全新的基础之上了。诚然，连他也不曾澄明这些范畴之间的联系的晦暗处。(海德格尔，导论，第4页)

　　不管海德格尔在这段话中如何试图用中世纪的存在论思想(特别是关于“存在”是超越者、所具有的是一种超越的普遍性的思想)来解释亚里士多德的“存在”观点，也不管他对“存在”的概念的“普遍性”理解受到了他那个时代有关亚里士多德的存在意义理论的研究水平多大程度的局限，同时，也不管他对亚里士多德的存在论思想的评价是否准确和公允，毕竟他在这段话中还是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他对存在意义的考察是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

　　而在他所提出的这类成见的第二个方面，即“存在”是不可定义的，尽管在具体的阐述中他一个字都没有提到亚里士多德，但是，他仍然将这一思想的来源指向了亚里士多德。他这样说：

　　“存在”这个概念是不可定义的。这是从它的最高普遍性推论出来的。这话有道理——既然definitio fit per genus proximum et differentiam specificam〔定义来自最近的属加种差〕。确实不能把“存在”理解为存在者，enti non additur aliqua natura：令存在者归属于存在并不能使“存在”得到规定。存在既不能用定义方法从更高的概念导出，又不能由较低的概念来表现。然而，结论难道是说“存在”不再构成任何问题了吗?当然不是。结论倒只能是：“存在”不是某种类似于存在者的东西。所以，虽然传统逻辑的“定义方法”可以在一定限度内规定存在者，但这种方法不适用于存在。其实，传统逻辑本身就根植在古希腊存在论之中。存在的不可定义性并不取消存在的意义问题，它倒是要我们正视这个问题。(同上，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