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所谓的“胡服”,不但包括西北少数民族的服装,还包括印度、波斯等外国服饰的混合因素,是多民族共同生活、相互交流的产物。胡服在剪裁、面料、款式、色彩等方面,都充满了异域情调,以其具有的勇武之美、自然之美、开放之美的纯粹审美效果和独特的艺术魅力,赢得中原地区人们的青睐,很快便流行起来,乃至出现了“女为胡服学服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的景象,甚至“贵族及士民”都“妇为胡服胡帽”,足见胡服对中原服饰的影响之深远。胡服也确实满足了当时人们对新的服饰的审美需求。 

　　一、唐代胡服盛行的历史状况

　　“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服学服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竟纷泊。”这是唐朝诗人元稹的诗句,诗中描写的唐代当时社会实际情景,虽然多少有些艺术夸张,但是却生动地反映了唐朝时代胡服在中原地区流行繁盛的景象。《唐书·五行志》有记载:“天宝末,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资治通鉴》也有记载,大历十四年:“诏回纥诸胡在京师者,各服其服,无得效华人。先是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商胡之人伪服汉人服而杂居者又倍.......之或衣华服,诱娶妻妾,故禁之。”当时唐朝官方要求胡汉“各服其服”,不能彼此效法,但还是屡禁不止,胡人穿着汉人的服装招摇过市,甚至还干出“诱娶妻妾”的事情,可见当时胡人对汉文化的钟情,也可以看出汉人对胡文化的接受状况。《大唐新语》中还有这样的记载:“贞观间金城坊有人家为胡所劫者,久捕贼不获......司法参军尹伊异判之曰:‘贼出万端,诈伪非一,亦有胡着汉帽,汉着胡帽’。”[1]将“诱取妻妾”、“打家劫舍”之类的事情统统归之胡人所为,难免是出于大汉族主义的主观臆断,但是,从因为服装混淆,难辨胡汉,导致案件久拖不破的结果,足以让我们见出当时胡汉之间服饰相杂,不分彼此情况的普遍存在,而且更重要的信息传递的是胡服对中原地区服饰发展的影响。　　当然,唐代所谓的“胡服”已与春秋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搞的“胡服骑射”中的胡服大有差异。赵武灵王时代的“胡服”主要来自于西北少数游牧民族的服装;而唐代的所谓“胡服”不但包括西北少数民族的服装,还包括印度、波斯等外国服饰的混合因素,两者的来源范围完全不一样。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主要是为了便于作战,提高将士的灵活性和战斗力,功利目的很明确;唐代流行的胡服则是多种民族共同生活、相互交流的产物,服饰的文化意义和美学意蕴更加突出,功利目的并不明显,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当时人们对新的服饰的审美需求。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各种资料所服饰,在现代社会已不只是遮体御寒的手段,而是人塑造形象、显示个性、表现气质的工具。时代瞬息万变,服饰设计就万花筒般变换,让设计师大显身手。服饰设计栏目,将是研究者、设计师们纵论古今服饰的园地。提供的唐代几种较时兴的胡服式样。

　　“回鹘”是现在维吾尔族的前身,唐时曾是西北少数民族中较为强盛的一支。“回鹘装”就是他们的民族服装,也是唐时被汉民族喜爱的胡服之一, 倍受贵族尤其是宫廷贵妇们的青睐。花蕊夫人《宫词》中就记有当时妇女们喜好“回鹘衣装回鹘马”的情况。在甘肃安西榆林窟的壁画上至今还可以清晰地看到贵族妇女穿着“回鹘装”的形象。从图上看,这种服装整体略似长袍,上部为翻领,袖子窄小,裙摆较宽,下长曳地。其选料一般为红色织锦,绚烂夺目,熠熠生辉,加之在领、袖等处还镶有宽阔的织锦花边,和衣身的主体色形成对照,更增添了服装的整体美学效果。另外,穿着这种服装通常都要将头发挽成椎状,当时被称为“回鹘髻”,鬓角上还插有精巧的簪钗,不戴簪钗时,就戴上一顶缀满珠玉的桃型华冠,上缀彩凤鸟。为了与整体衣裳相配,女人们在穿着“回鹘装”时,脚上的鞋子也很有讲究,一般要穿翘头的锦鞋,这样就形成了整体呼应的审美效果。

　　此外,当时还有一种伴随“胡腾舞”进入中原的胡服。在诗人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胡腾舞》一诗的描写中,给我们想象这种服装的式样提供了一些感性线索:“石国胡儿人少见,蹲舞樽前急如鸟。织成番帽虚顶尖,细(,音:die,一种细棉布。)胡衫双袖小。”胡人头戴虚顶番帽,身着窄袖的细棉布衫子,下身或裙或裤,腰部扎有革带,带上系有小铃。这种装饰既是舞服,也可以平常穿戴,是在西域特别是在波斯一带居民日常生活中非常流行的一种装束。

　　【作者简介】兰宇,西安工程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