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文化危机是更为深刻的民族危机。国人亟亟谋文化重建以复兴民族进行了艰苦的探索表现了智慧的远见，是我们应当加以继承的宝贵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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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文化学者黄文山先生认为，文化包含两个状态，一是内部的价值意义系统，可称为“文化的心态”；二是外部有机的或非有机的现象如物体、事素、历程等，可称为“外部状态”。没有外部状态内部经验无由表现，但后者终究决定前者。据此，所谓文化危机可以理解为缘外部变故的严重冲击造成内部“文化的心态”失衡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心理焦虑、行为失范从而陷人了危机的状态。

　　鸦片战争以降，随着西方侵略势力的不断扩大，近代中国国势陵夷，民族危机日亟。与此同时，社会急趋转型，自然经济崩溃传统的四民社会解体。欧风美雨沛然莫之能御，新政治、新经济、新思想、新风尚，蔚然而起，以儒家纲常名教为代表的封建社会精神支柱与道德规范根本动摇。“礼崩乐坏”成了普遍的社会写照。陈独秀说孔子之道已不适合于现代的社会生活了。李大钊则谓“时代变了！西洋动的文明打进来了！西洋的工业经济来压迫东洋的农业经济了！孔门伦理的基础就根本动摇了！”他们所指出的社会现实反映的正是“文化的心态”失衡与由此引起的社会失范，即中国传统文化陷人了危机状态。“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同时就包含着文化危机，而且后者是更为深刻的民族危机。

　　但是，就当时的国人来说达到此种认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年，梁启超从进化的观点出发，将鸦片战争以来国人对于民族危机认识的逐渐深化过程，概括为三个时期：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从甲午战争到民国六七年间；新文化运动时期。他强调，国人文化危机意识的形成始于第三期是依次经由器物、制度层面，才最终达到的真正深层次的一种民族自觉。这一见解是深刻的但也有失绝对化。国人文化危机意识的形成本身也是渐进的过程所谓器物、制度层面它已然包含了文化问题。例如，魏源讲“师夷长技”，洋务派讲“中体西用”’不论其自觉与否实际上都已预设了中国文化有不如人处这一前提。至于严复则更进了一步’他反省甲午败绩，比较中西，已经有了中国文化岌岌可危的忧患意识。年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写道：“我四千年文物声明〔名〕，已涣然有不终日之虑。逮今日而始知其危，何异齐桓公以见痛之日，为受病之始也哉！”不过，第一次明确地指出文化危机是中国更为深刻的民族危机这一重要见解的，又当属于以章太炎为代表的晚清国粹派。他们认为，近代的西方侵略者不同于历史上落后的少数民族，其文化优胜。他们的侵略不限于政治、经济、军事，更可畏的是力图从文化上亡我中国。一旦文化澌灭，民族“元气”尽消，中国所面临的将不仅是亡国，而且是亡天下，即将陷万劫不复的灭种之灾：“学亡则亡国，国亡则亡族。”故他们强调文化救亡是民族救亡的根本，提出了“保种、保国、存学”的口号，主张“爱国以学，读书保国，匹夫之贱有责焉”。其说法容有过当但无疑淋漓尽致地表达了时人心中沉重的文化危机感。到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诸人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全面和猛烈的批判。他们强调新旧、中西文化水火不相容，主张全盘接受西方文化。这虽然有失简单化并暴露了民族虚无主义的倾向但同时却是在不同层面上不仅将国人的文化危机意识表达得更为深切、系统而且提升到了富有理性批判精神与思想解放意义的全新的时代高度。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又是国人的文化危机意识发生内涵转换的重要转捩点。与陈独秀诸人全力批判传统同时梁启超提出了“中国人之自觉”的重要命题，他反对妄自菲薄，并断言中国虽云落后，“然则中国在全人类文化史中尚能占一位置耶？曰：能！”梁漱溟则提出了著名的世界文化发展“三种路向”说，自信中国文化将复兴。这说明国人的文化危机意识正发生深刻的内涵转换。如果说此前国人的文化危机意识之深化，是体现为一味强调“要救国就要讲维新，讲维新就要学西方”，即不断追求西学和否定中学的取向的话那么此后则是开始转换到了要求重新审视中西文化，在恢复自信力与坚持学习西方的基础上，谋求民族文化复兴的新取向上来。其外烁特征便是，五四后国人缘文化危机所积累的心理紧张和焦虑明显舒缓他们的危机意识并未减弱但不再有人重提“学亡则亡国，国亡则亡族”类似的“危言”，代之而起的则是富有理性的文化争论和热烈的学理探讨。明白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何以后来会有著名的十教授《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发表，而“民族文化复兴”的口号更不胫而走。至于邵元冲批评十教授宣言所谓“没有了中国”是过甚其词更是反映了这一带有普遍性的社会心态变动。他强调，国人应有民族自信力，中国在列强侵略下是落后了但中华民族并未“消沉”，而且随着时代变迁她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正勉力走向“再造或复兴”。因之不能简单“就说中国巳失了文化的基础，失去了文化的精神”。

　　所以出现上述的变动，原因有三。其一经五四运动后，民族主义运动空前高涨有力提升了国人的文化自信力。钱穆在他的《国史大纲》“引论”中说，以今日国人之不肖，文化之堕落，我们犹可以言抗战与建国道理何在？道理即在于“我先民文化传统犹未全息绝故”。“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得其生机。”也惟其如此，胡适先在《独立评论》上三论“信心与反省”，要求人们反省“我们祖宗的罪孽深重”，而不必一切怪罪于帝国主义但他最终也无法抵拒潮流，不得不发表《悲观声浪里的乐观》承认中国社会毕竟有了“大进步”悲观没有根据，“只应该勉励我们鼓起更大的信心来”。其二欧战进一步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危机，因之国人要求重新审视中西文化便成了合乎逻辑的必然。其三也是最重要的，毫无疑问到五四前后中国已成就了现代的民族国家，尽管民族危机犹存，但国人毕竟已站立在民族国家新的时代支点上了—包括物质的与精神的。故其视野、心态与胸襟，较之晚清，已不可同日而语。中国能在随后的抗日战争中取得伟大的胜利，这一前提条件是不应当被忽略的。所以贺麟写道“近数十年来，虚心努力，学习西洋新学术，接受西洋近代化的结果，我们整个民族巳再生了，觉悟了，有精神自由的要求了，已决非任何机械武力、外来的统治所能屈服了。”

　　五四前后国人文化危机意识内涵的深刻转换是我们理解近代国人追求文化重建与民族复兴必须把握的一个重要思想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