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是文明的重要理念，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内容;天人合一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命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在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的今天，在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时代，对生态文明与天人合一思想的关系进行合理的阐释，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实践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中国大陆关于这个主题的论说甚多，但存在的偏颇也比较明显，其主要表现:一是对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内涵缺少足够的、具有历史感的把握;二是对于天人合一思想与生态文明理念及其实践之间契合点的阐释过于随意、主观。因此，值得进一步辨正。

　　一 天人合一思想的真义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内核，也是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表现。所谓天人合一，是指“天”与“人”的一致、一体、协调。同源、同类、相通，是天人合一的基本根据、价值原则和方法论。

　　天人合一思想起源甚早，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尚书·泰誓》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上天如何看问题，源于老百姓如何看问题;上天如何听取人间的声音，源于老百姓如何听取人间的声音。西周时期的“以德配天”的思想，就其本质而言属于天人合一的范畴，是天人合一思维模式的表现。(汤一介先生认为:天人合一学说“不仅是一根本性的哲学命题，而且构成了中国哲学的一种思维模式。”［1］本文认同此说。)孟子所主张的“尽心、知性、知天”的认知路线，正是天人合一思维模式的表现，已是学界共识。而先于孟子的《郭店楚简》，已有明确的对天人合一思想的表述。《郭店楚简·语丛一》揭示说:“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有学者认为这是“最早最明确的‘天人合一’思想的表述”。［2］《易传》对于天人合一思想的阐述比较系统和深刻。《易·系辞》认为，《易经》这部书包涵了天道、地道和人道，“兼三才而两之”。《易·说卦传》认为，圣人之所以制《易》，是为了“顺性命之情”，于是“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刚与柔;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阴阳表天道，刚柔表地道，仁义表人道。天地人统合考察，都是乾坤的展开和表现。因此，天道和人道贯通，天人合一。《易·文言传》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里明确表述了天人合一的路径和原则。

　　《吕氏春秋·应同》宣扬同类感应说:“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鼓宫而宫动，鼓角而角动。平地注水，水流湿。均薪施火，火就燥。”这种感应说也属于天人合一思维模式的范畴。与此具有较高关涉度的，是《黄帝内经》关于天人相应的思想。该书的理论基础是阴阳五行，利用阴阳五行理论以论证天人相应、天人相通的思想。

　　秦汉时期是中医理论体系建立的时期，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哲学臻于完善的时期。［3］其代表作一是《黄帝内经》(《内经》成书时期，素有争议。有人认为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有人认为是秦汉时期作品，还有人断定成书于东汉甚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甄志亚主编的《中国医学史》认为，此书“非一时一人之手笔”，大约是战国至秦汉时期，许多医家进行搜集、整理、综合而成，其中甚至包括东汉乃至隋唐时期某些医家的修订和补充。”张岱年在其所著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认为，《内经》成书于西汉。我们大致同意以上两说，认为《内经》是秦汉时期的作品，反映了该时期的思想风貌。)，二是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以及《天人三策》)。两者都贯穿着阴阳五行思想，并利用阴阳五行类分事物进而论证其理论;两者都利用阴阳五行的构成和排列顺序去分析事物结构和功能，将阴阳五行当作揭示事物发展动力和次序的依据;两者都将阴阳五行理论作为论证天人感应、天地人相参的宇宙和谐思想的依据。

　　在《黄帝内经》看来，人体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各种机能按阴阳五行的配置和特性分别显现。宇宙也是一个和谐整体，万物依阴阳消长和五行转换而兴亡替代。天、地、人之间由于都有阴阳五行而相互贯通，具有通应关系，可以相参、相感。如果按类别和层次将其联系起来，就能找到天人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系统结构。在人与自然界这两个系统中，各有阴阳五行，因而可以相参相应。基于上述认识，它充分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自我心身的统一，逻辑地得出了“人与天地相应”(《灵枢·邪客》)的结论。《黄帝内经》的这类思想，是以自然感应为基础的天人合一思想，这里的天主要是指自然。

　　和秦汉医家的思路类似，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吕氏春秋》“类同则召，气同则合”的自然感应思想，运用阴阳五行理论，论证其天地人相参的“天人感应”思想。在董仲舒那里，由于天、人、社会分具阴阳，故彼此在内在构成上可以逻辑地联系起来，成为“物以类动”相互感应的基础。他说:“阴阳之气，固可以类相损益也。……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故琴瑟报弹其宫，他宫自鸣而应之，此物之以类动者也。”他还认为，“百物其去所与异，而从其所与同。故气同则会，声比则应，其验皦然也……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动》)。这表明，董仲舒是把事物的类同作为类感的基础。

　　既然同类可以相感相动，而天、人同类(皆有阴阳，皆按五行运转)，故可以相感。董仲舒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不仅天人情感同类，而且自然与政教同类，庆赏刑罚之类的政教措施与春夏秋冬等自然节令同类，因而可以相感互动。天有喜怒哀乐之心，人有春夏秋冬之气，这是“合类之谓也，”(《春秋繁露·天辨在人》)。董仲舒正是用以类相合的方法，沟通了天、人，使其相互感应，合而为一。

　　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的历程看，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先秦以降最为系统严密的理论。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的核心是天人感应，而天人感应的理论基础是阴阳五行。由于阴阳两分、五行生胜，于是演化出天人同类、同类相通、同类相应、同类相动等方法论原则，最终论证了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天人合一思想。［4］不过，董仲舒只是说了“天人之际，甚可畏也”、“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而没有明确提出作为专有名词的“天人合一”。

　　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天人合一”命题的，是和董仲舒相距约12个世纪的北宋哲学家张载。他在《正蒙·乾称》篇中提出:“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易》所谓不遗、不流、不过者也”。王夫之在《张子正蒙注》中对此加以解释说:“诚者，天之实理;明者，性之良能。性之良能出于天之实理，故交相致而诚明合一。”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展的实际历程来看，张载这个关于天人合一的命题及其相应的解说，是对于天人合一的正宗界定。后世儒者诸多关于天人合一的论说，并没有超过张载的境界，也没有超越王夫之的诠释路数。

　　根据上述对于天人合一思想发展线索和路径的勾勒，我们不难看出，天人合一的基本意味便是天道与人道的一致、协调。而其具体内涵则主要是:其一，人与自然的一致;其二，人与外在的强大力量(或规律或神秘力量)相一致;其三，人与道德自我的一致。就其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基本面而言，主要是后面两个方面，亦即天人合一思想强调的人与天的合一，其意主要在于与外在的强大控制力量相一致，与呼应(体现)神圣天道的道德律令相一致，而不是单纯的与自然一致。(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史上，“天”的涵义颇为复杂，但从本质上概括，主要有三种:第一，自然之天;第二，主宰之天;第三，义理之天。根据这种划分，则天人合一之“天”，主要是指主宰之天和义理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