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佳

　　我希望结合国际格局的走向，就整个中国对外传播的组织机制和话语体系整体变化趋势的角度谈一谈自己的一些想法。

　　“改革开放”伊始，为了顺利进入美国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中国在外事工作中做出了重要的调整和让步，两项重要的对外传播历史资源不得不被搁置。其一是以“世界人民大团结”为口号的国际主义社会动员力，这集中表现在中国逐渐从周边地区和广大亚非拉地区的基层传播领域撤出（其中甚至包括像香港这样的战略传播要地）；其二是以“三个世界”划分为理论基础，以脱钩于超级大国为基本理念的，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广泛互助联合。中国的对外传播由此告别了世界革命想象，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迅速融入全球市场。以来料加工和海外出口为特色的“两头在外”的发展路径，既大体上说明了一个时代的经济模式，也大体上规定了一个时代的对外关系模式——国外的资本来源地和市场目标地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主流文化的面向，从而影响着对外传播活动的整体定位。

　　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既迫切希望引入资本和技术，又迫切希望国家财政增收，这让他们必须重新调整外交战略，主动地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同时主动地融入新的全球传播话语体系。于是，以全球价值共享、信息自由交换、绚烂的消费文化和都市中产阶级品味为基础的“同一个世界”想象落地生根。而为了处理二十世纪民族解放和革命的遗产，同时也为了缓解全球化带来的身份认同紧张，文化民族主义的话语体系也相应地建立。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的惊人成就不得不被全世界认真对待。相对完整的金融主权、长期积累的生产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庞大的资本储备和国有经济支柱让中国有了调整自身发展模式的充分空间。与此相对应的则是欧债危机的困局和美国经济转型的举步维艰。再这样的背景下，“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各种讨论竟然渐渐形成了小气候。如果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普世话语是“九十年代”笼罩世界的天罗地网，那么当前这张意识形态大网由于无法解释中国问题、世界范围的民族宗教冲突问题和贫富分化问题而开始漏洞百出，很难再长久地支撑下去了。

　　在国际格局演变的历史背景下，十八大以来中共在外交政策方向上的调整，以及对舆论信息安全问题的突出重视一定会要求在对外传播领域内产生回应。我们不妨根据世界秩序的结构演变和中国发展的特殊问题对未来对外传播的发展方向作一番预测性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