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杨

　　尽管就文化与传播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的欧洲学者不在少数，但将跨文化传播视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却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在六十余年的发展过程中，西方主流跨文化传播理论深受实证主义(positivism)以及后实证主义(post-positivism)影响，因此不免忽视多元文化的优势，漠视移民和旅居者的声音，最终不免陷入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的桎梏。深受诠释学影响的欧洲学者对这种民族中心主义进行了深入批判，同时也以全新的角度对跨文化传播进行探讨，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及其学生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

　　海德格尔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视为互动，在互动过程中，交谈者各自的前见(prejudgment)对于理解彼此至关重要。伽达默尔进一步指出，人们对事物的理解无法逃脱其原有的、带有偏见的预先认同(prejudiced pre-agreements)，这种带有偏见的预先认同与个体在历史和社会中所处的特定位置息息相关，这些所谓的带有偏见的预先认同为个体提供了审视世界、衡量自己与他者关系的特定视域(horizon)。视域既赋予了个体视野，也能带给个体盲点。不同的人，因为各自成长背景、生活环境、受教育程度、经验阅历等方面的差异，带有不同的视域。不同个体之间的相遇其实就是两种视域的相遇。他进一步指出，人们作为社会化的动物，自出生以来就被各自的文化和传统赋予了一定的视域，通过传播我们不断地获得新的视域，不断地检验着自己的偏见，然后在新旧视域的持续相遇或融合中，不断地加深、拓宽我们的思考视野，丰富我们对事物的理解。对此，俄克拉荷马大学传播学系教授克莱默博士(Dr. Eric M. Kramer)在其提出的文化融合理论(Cultural Fusion Theory)中有着非常深刻的阐释。

　　根据文化融合理论，宿主文化适应是一个将不同文化以不可预测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并产生出全新文化样式和含义的过程。移民或旅居者的原生文化应该得到尊重而非抛却；原生文化保留与新文化习得可以并存而非零和关系。在文化融合理论看来，移民或旅居者的文化适应过程是一个充满创造力的过程，个体通过对自己的环境加以积极改变从而在宿主文化中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位置。文化融合理论强调意义建构(sense-making)，同时也强调整合新信息需要视域与偏见。整合(integration)并非以同化为导向、朝着一种终极综合(synthesis)的不断前进。相反，所谓的整合包含了差异之间的动态沟通，从而使得意义不断丰富。根据文化融合理论，差异应该得到承认而非被剔除，因为差异是认知和传播的必要条件。差异在跨文化传播中得以凸显，并在跨文化互动中以融合的方式衍生出介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居中文化现象，克莱默教授称之为文化口音(cultural accent)。在文化口音的作用下，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互动不会以线性的方式指向同一个目标；相反，在对差异进行协调，并庆祝差异存在的过程中，个体与宿主环境可以达到平衡，而且这种平衡不会只指向同一个最终目标。

　　基于诠释学的文化融合理论对于我们理解中西方文化交流有多重启示。第一，在全球化深度发展的今天，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在相遇过程中彼此协商，彼此融合。这种融合使得传统与现代并存共生，同时也激荡出很多全新的文化解读。第二，在东西方融合的过程中，中国文化的观点和角度与其在历史上以及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息息相关。因此在文化融合过程中，中国文化应该得到尊重，我们更应探讨中国文化在这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和特殊表现。我们如何在善用传统中国文化更好地展开对外交流？如果在全球化过程中引领整个东亚文化圈思考透过东西融合、古今一体，丰富我们的时空概念，增加我们面对世界的维度和深度？这些都是当代中国学者所面对的课题。这些都是当代中国人必须面对的课题。

    刘杨 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传播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