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琪

　　这次圆桌论坛和新创刊年刊的名称，在“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前面都有“中国”这两个字。我相信这绝不是主办单位任意加上去，而是有其深意的，那么“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与“X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不同在哪里？这差异在学术上的意义又是什么？ 

　　由历史上看，中国可以说是一个“相对自闭”的文明。冯友兰曾经这样形容，“中国是大陆国家，以农业为生，土地是财富的根本基础(18页)”。因为“土地是不能移动的”，所以人们只有“生活在他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那也是他子子孙孙继续生活的地方。”欧洲文明的起源希腊却是海洋国家，靠商业维持繁荣。海洋国家的商人有较多机会见到不同民族的人，他们的风俗不同、语言也不同(冯友兰，1985，中国哲学简史，18─27页)。因此人类历史上，跨越文化界线的沟通与交流活动，主要是随着传教以及商业活动而逐渐开展的；但是传统上中国“以农立国”，讲究“安土重迁”，活动的主要范围不但很少跨越文化，甚至不跨越家族。除了少数几次外族入主中原，以汉文化为主的天朝政治体，数千年来都是透过恩威并施的策略，和边境的少数民族相安无事。帝王贵冑们没有需要、也没有兴趣去进行跨文化传播与交流。 

　　到了清末，“西风东渐”之后，过去的情势开始了一次大翻转；与西方的军事与经贸冲突节节败退之余，中国也由“文化输出国”逐步转变为“文化被输出国”。这时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两广总督叶名琛。1857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兵临城下，他的应对策略“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道尽了当年中国官员在面对异文化步步进逼时，进退失据的窘境。 

　　抗战之后，中国的跨文化体验有了第二次翻转。由二战中最惨烈的战胜国，到今天的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等大规模的“和谐共荣”发展计划，中国已经进入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跨文化交流时代。面对新局，国外所发展的策略与论述值得借镜，然而在移植跨文化传播的理论、方法以及策略时，我们必须注意一点，就是科学并不是价值中立的，而知识也并不纯真；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特定发展背景决定了它的研究重点、观察角度，也决定了它的社会意涵。 

　　作为一个学门，跨文化传播研究是1930年代，Margaret Mead等在内的几位人类学家，在加入美国CIA前身—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的计划时, 将人类学知识应用到国际事务的研究而开始的（W. Leeds-Hurwitz, 2010, The handbook of critical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因此跨文化传播研究是后冷战时期西方世界的产物；它所回应的，是西方政府、以及跨国企业向全球扩张政经势力的需求，重点在如何了解异文化、并据此掌控市场与政治经济情势。这和中国现在所谈的，“如何让别人了解我们”，是有出入的。在这背景之下所发展出来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实用性强、具有跨学门本质以及鲜明的科学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