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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社会与政治 ——读《近代中国报刊与社会重构的传媒镜像(1915-1937)》
2018年01月15日 16:2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王雨晴 字号

内容摘要:该书不仅在理论框架上极具特色,且对于重大事件的选择独具慧眼。作者广泛搜录并大量采用文集、日记等第一手资料,将报刊与国家政治、党派斗争进行交叉解读,呈现出报刊、社会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

关键词:报纸;副刊;政治;思潮;袁世凯;舆论;中国;报刊与;知识分子;重大事件

作者简介:

  王天根教授的新著《近代中国报刊与社会重构的传媒镜像(1915-1937)》(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第1版)对救亡图存背景下的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变迁展开了探索,把社会思潮史与报刊史结合起来进行交叉研究,以时间顺序,以影响近代中国社会的重大事件为切分点,共分为三编,意在探索1915年至1937年近代中国社会的重构与报刊之间的关系。

  该书第一卷探讨了“欧战语境下社会重建与报刊中新思潮”。1914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不可避免的受到了欧战的影响。袁世凯为复辟帝制决定利用此机会复兴孔教文化。在这样的环境下,报刊舆论为中国当时社会的重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袁世凯政治利益集团积极利用报刊制造舆论,创办《北洋官报》等报纸控制舆论,并打压关闭与其政见不同的其它报刊。革命派则积极利用报刊对袁世凯及其军政利益集团进行议程设置,有意识地与袁世凯集团进行对抗,利用报纸媒介加强对袁世凯及其政治合法性的批判。袁世凯军政利益集团毕竟开了历史的倒车,钳制舆论也无济于事,面对时代前进的洪流,袁世凯及其党羽的阴谋最终以失败告终。

  欧战及其对中国政局影响,成为中外报刊关注的焦点。而处在政治派系喉舌职责并处在社会舆论核心地带的京师报纸,以研究系的《晨钟报》和安福系的《公言报》为首,这与袁世凯复辟帝制之后政治混乱军阀割据有着密切的关系。《晨钟报》是研究系的喉舌性刊物,也是他们向北洋政权争取政治话语权与占领舆论走向的重要工具。而《公言报》是安福系喉舌,安福系与舆论精英严复,军政实力派段祺瑞、徐树铮等人关系密切,这些政治性质很强的报刊与政坛的变化密切相关,随派系的兴衰而存留。诸如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严复列名筹安会,其喉舌性报纸的社会声誉也受到了冲击。而《晨钟报》不仅有梁启超这样的党派领袖,还有其灵魂人物李大钊,在他的带领下《晨钟报》不仅颇有世界目光,还有现实主义批判精神。但由于其思想的进步性,段祺瑞政府感到威胁对其进行镇压,《晨钟报》后改名为《晨报》继续刊发,但仍不忘报纸使命,关心国家国际大事,关注社会主义运动,在西方政治新思潮中国化历程中作了诸多努力。

  该书的第二编讨论了“五四运动前后报纸副刊的改革与京沪新思潮中政治取向”。报刊中诸多的新闻及时评也呈现了近代学人论政在社会重构中多棱的媒介镜像。该书以《新青年》《新潮》等与新文化的媒介建构之关联为切入口,作了展示与剖析。《新青年》在学术话语背景下开展派系斗争,五四前后新思潮的兴起及流变显然与《新青年》这一载体的变迁脉络相勾连。五四新思潮后,报纸副刊开始进行改革,知识分子亦利用副刊发表政论。五四新思潮运动后,副刊在报纸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近代报刊与五四前后的新文化、新思潮联系密切。报刊的副刊成为新思想(诸如社会主义等)辩驳的重要平台。时代发展所致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报纸副刊以文艺的方式谈论政治。副刊为《时报》所首创后,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京派报纸与海派报纸及其副刊对舆论的影响又有所不同。北京是政治中心,上海是经济中心,不同的文化发展使得两地报纸所形成各自独特的“乡土中国”目光和“洋场中国”的眼光,两派之争愈演愈烈,副刊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北京《晨报》的副刊《自由论坛》、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皆是鼓吹新文化、新思潮乃至社会主义的重要舆论平台。这些报纸副刊也善于经营,注意积累人脉资源并加以巩固,从而扩大了自己的影响。近代报纸副刊的趣味性往往与半殖民地化语境下都市休闲生活颇有关联。上海是近代中国最为繁华的商业化都市,这样消费性的市民社会有大量的闲暇时间,报纸副刊可成为消磨时光的茶余饭后之助谈。近代上海都市中西杂糅的文化风格与上海的报刊风格大体上有内在脉络上关联。上海二三十年代最有名气的《申报》《新闻报》《时报》等的副刊变革相互借鉴并推陈出新,以文人风雅及其论政情趣等为旨趣的报纸副刊及其改革路径选择往往呈现这些关联。与此对比,京派报纸位于政治重心的北京,报纸更多是政治逐利的工具。所谓京派文化是与海派相对而言的,两者区分在近代文化变革中多有彰显。而报刊成为建构与传承近代京派、海派文化重要的工具。

  该书第三卷讲述“新民了主义革命语境中报刊与知识精英言路渐次分野”。五四前后报刊多在学术与政治之间抉择。其时报刊呈现中国社会关系重构的传媒镜像,也反映了诸多知识分子学术或政治选择中复杂的心态,尤以北京大学的师生论学兼议政为代表。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分化,如何应对国学亦成棘手问题,整理国故逐步受到以胡适为代表的学人群体的重视。而他们留学欧美的背景及其对西学认同,也遭遇部分学人的非议,诸多学术刊物及时政类报纸的学界专栏(如《国学季刊》)卷入其中。彼时的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为了自身的安全考虑经常扎堆抱团,他们往往有相似的年龄、相近的地理位置或是相近的阶级属性。二十世纪早期《语丝》《新月》等报纸通过诗歌、小说、时事评论等舆论议程设置成为知识分子聚合的重要平台。由于救亡图存的民族危机感始终存在,上述刊物后由文学转向讨论政治,《语丝》侧重目光向下,《新月》有精英化的倾向,而女师大等学潮加速了政治事件与媒介事件联姻的步伐。这些知识分子阵营由此加速分化并有再部落化的倾向,故阵营意识强烈。

  纵观全书可知:传媒是政治表演合法性论证的重要工具及手段。合法性的重要体现是政治人物在政治舞台上行走及表演背后是否有真实的时代情景。合法性的支撑一是靠军队,一是靠报刊舆论。报刊与军队在维护军政利益集团的利益上往往遥相呼应。1915-1937年以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作者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新文化运动作为主要政治事件,介绍报纸、报人以及他们与政治、舆论的关系,将历史学与新闻学相结合,分析救亡图存压力下近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及其功能的变迁。该书还分析了传播与社会关系之重构,从时空层面区分社会类型。近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在时间与空间上皆有种种差异,具体而言,传播参与社会形塑,并在社会建构及现代性的转向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总而言之,该书不仅在理论框架上极具特色,且对于重大事件的选择独具慧眼。此外,作者还广泛搜录并大量采用文集、日记、回忆录、书信集等第一手重要资料,将报刊与国家政治、党派斗争进行交叉解读,进而呈现出报刊、社会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

 

    (作者:王雨晴,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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