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性质,尤其是汉语和汉字的关系,是“文革”后我国语言文字理论打开的禁区之一。在这之前,“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化道路”曾经是“最高指示”。 

　　1985年,我在上海的《学术月刊》发表《汉字改革的科学性与民族性》一文,指出:“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起,就把文字看成`语言符号之符号',一种语言的复制品。到索绪尔时代,则更明确地把语言和文字的关系看成一个人的相貌和他的照片的关系。这种关系深深植根于拼音文字对语言的依附性。文字是为克服语言转瞬即逝的时空局限而创造出来的。它比语言优越的地方在于它不是音响型的,而是图像型的。… …图像性是文字体制自立的本质。语言有声音和意义两个方面。文字既可以与声音相联系,也可以与意义相联系。当文字与声音相联系的时候,它的图像性锐减,受时空的制约则增大,成为一种完全依附于口语的非自立的体制。… …当文字与意义联系的时候,它的图像性增强,成为一种超时空的不完全依附于口语的自立的体制。… …汉字作为一种表意文字,正是充分发挥了这种超时空的独立的作用,… …因此,… …西方语言的文字附属论反映的仅仅是拼音文字的事实。”①这篇论文吸收和阐发了对汉字性质的新认识,但由于涉及理论“禁区”,当时的责任编辑犹豫再三,最后由时任该刊主编和上海社联主席的语言学家罗竹风先生拍板发表。他说:“学术问题,应该允许百家争鸣。” 

　　1987年,我在《复旦学报》发表《文化断层与中国现代语言学之变迁》,其中有关汉字的一节指出:“近一个世纪的汉字拼音化运动的实践已使我们对拼音化的基本理论至少发生三点怀疑:第一,意化究竟是汉字的劣根性还是优越性? … …第二,文字传达意义是否都要经过语音的中介? … …第三,从象形文字到表意文字最终成为拼音文字,是不是世界文字共同的发展规律?”我指出“拼音文字并非世界文字体制中最优秀的,更不是世界文字发展的最高阶段。”中西文字形态的差异“并不是发展速度上的差异,而是发展的方向不同。这一点具有文化史的普遍意义。”②这篇论文发表后,《新华文摘》立即全文转载了。③ 

　　1993年,我在《汉字人文精神论》的序言中指出:“当我们面对文字的时候,我们不是简单地面对一种无意义的语言包装,而是面对一个有意义的自主的符号系统。”“西方拼音文字和汉民族表意文字在书写系统的性质和功能上又有差异。前者因其‘拼音’而与概念保持着距离,后者因其‘表意’而与概念直接联系。即使是主张文字存在的惟一理由在于表现语言的索绪尔也认为,表意文字有一种强烈的倾向用书写的词代替口说的词。对于汉人来说,表意字同样是‘观念的符号’,‘文字就是第二语言’。”“正是汉字和西方拼音文字的不同特质,造成了中国语言学传统和西方语言学传统的很大不同。在中国古代学者的眼里,汉字不仅有字形,而且有字音、字义、字能。”“汉字的人文精神的研究,是汉字字形、字义、字音、字能的综合研究。它包含着当代汉字学对汉字性质的反思,也包含着当代汉字研究对书面语言特质的反思。”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