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国璋,不能算是最老的朋友,但是,屈指算来,我们相识也已有将近半个世纪了。 

　　在解放初期那种狂热的开会的热潮中,我们常常在各种各样的会上相遇。会虽然是各种各样,但大体上离不开外国语言和文学。我们亦不是一个行当,他是搞英语的,我搞的则是印度和中亚古代语言。但因为同属于外字号,所以就有了相会的机会。 

　　我从小学就开始学英语,以后在清华,虽云专修德语,实际上所有的课程都用英语来进行,因此我对英语也不敢说是外行,又因此对国璋的英语造诣也具有能了解的资格。英语界的同行们对他的英语造诣之高,无不钦佩。但是,他在这一方面绝无骄矜之气。他待人接物,一片淳真、朴实、诚恳、谦逊。但也并不故作谦逊状,说话实事求是,绝不忸怩作态。因此,他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毕生难忘的印象。 

　　到了那一个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时,他理所当然地在劫难逃,被打成了外院“洋三家村”的大老板。 

　　拨乱反正,天日重明。“四人帮”垮台后,我同国璋先生,以及南南北北的同行们,在暌离了十多年以后,又经常聚在一起开会,认真、细致地讨论一些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关外国语言文学的问题。最突出的例子是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和“语言卷”的工作。此时,我们真正是心情愉快,仿佛拨云雾而见青天。我同国璋每次见面,会心一笑,真如“如来拈花,迦叶微笑”,“心有灵犀一点通”了。 

　　最难忘的是当我受命担任“语言卷”主编时的情景。这样一部能够而且必须代表有几千年语言学研究传统的世界大国语言学研究水平的巨著,编纂责任竟落到了我的肩上,我真是诚惶诚恐,如履薄冰。我考虑再三,外国语言部分必须请国璋先生出马负责。中国研究外国语言的学者不是太多,而造诣精深,中西兼通又能随时吸收当代语言新理论的学者就更少。在这样考虑之下,我就约了李鸿简同志,在一个风大天寒的日子里,从北大乘公共汽车,到魏公村下车,穿过北京外院的东校园,越过马路,走到西校园的国璋先生的家中,恳切陈词,请他负起这个重任。他二话没说,立即答应了下来。我刚才受的寒风冷气之苦和心里面忐忑不安的心情,为之一扫。我无意中瞥见了他室中摆的那一盆高大的刺儿梅,灵犀一点,觉得它也为我高兴,似向我招手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