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书借助社会运行理论的知识视角，来分析诠释中国社会思想中有关治乱盛衰的内容，通过意义的发现。阐明，转换，使有关治乱盛衰的内容有机镶嵌在社会运行的理论框架中，进而使涵盖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混沌空间，在结构上清晰起来——建构起与社会运行理论同一的知识框架和话语体系，在内容上具体起来——展示出历代思想家关子传统社会治乱盛衰的思考和实践。

　　绪论:

　　一、社会思想及其研究的新视野

　　世界各个民族在其社会实践中都会产生自己的社会思想，研究社会思想史首先必须界定什么是社会思想。关于社会思想的定义，学界莫衷一是，据南开大学王处辉教授统计，有60余种，其中有代表性的也有30余家。（参见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4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有的认为社会思想是以社会问题作为对象的一切思想，有的认为社会思想是有关人类社会共同生活及其问题的思想，有的认为社会思想是关于人与其共同关系的思想，还有的认为社会思想是关于社会改革的思想。最早呼吁并开创了中国社会思想研究的老一辈社会学家孙本文先生认为：社会思想就是有关人类社会共同生活及其问题的思想。广义言之，其内容包括许多方面，如社会的形成、结构与功能，社会的起源与发展，社会的进步与理想，社会生活的问题等。狭义言之，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共同生活时社会上人与人相互调适的问题，这是社会思想的重心，而为历代社会思想家殚精竭虑以研究的问题。（参见孙本文：《社会思想》，3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王处辉教授在《中国社会思想史》一书中将社会思想定义为：“人们在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关于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社会模式的观点、构想或理论发生、发展和继承或斗争的内在历史过程及其特点与规律的社会学分支学科。”（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7页。）

　　实际上，对社会思想的界定首先涉及对社会的界定，涉及“社会”二字的外延和内涵。第一，从外延方面来看，主要可以把社会划分为“大社会”与“小社会”、“广义社会”与“狭义社会”。所谓“大社会”，一般是指与自然界相对而言、与民族国家范围一致的人类社会，即以自然界为生存环境的人类生产和生活的体系。后来人们又把社会的范围扩大，于是有了“国际社会”这样的概念。所谓“小社会”，在现代性维度中，主要指相对于国家或政治权力机构的社会组成，这就是“公民社会”，原来翻译为“市民社会”，以对应封建社会的“臣民社会”。“市民社会”主要指城市兴起以后的城市工商阶层，它又区别于由农民构成的“村民社会”，是国家之下的公共领域。“广义社会”与“狭义社会”主要是从社会系统的角度来分析的。所谓“广义社会”一般是指与自然界相对而言，与民族国家范围一致，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四大系统在内的大社会系统。在这个意义上，它与“大社会”的所指实际上是一致的。所谓“狭义社会”，主要是指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子系统相对的社会生活子系统。在这个意义上，它与“小社会”的所指也是基本一致的。第二，从内涵方面来看，可以按照不同的社会关系来划分，因为社会的本质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样，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总体社会。各种特殊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例如政治关系的总和、经济关系的总和、文化关系的总和、日常生活关系的总和分别构成各自的社会，俗称各个“界”。于是我们就有了经济和社会的关系、政治和社会的关系等等，也有了相对于经济、政治、文化而言的社会，相对于历史而言的社会，还有相对于个人而言的社会等等。在不同的关系上，社会的含义不尽相同。

　　根据上述社会的外延和内涵，广义上说，社会思想应包括社会思潮、精神风貌和学术潮流以及社会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礼仪观念、宗教信仰、巫术等人们的一切社会精神生活。狭义上，社会思想则指一般民众的社会思想，如同葛兆光先生所说的，是精英和经典之外的，近乎为平均值的社会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的存在。中国历史上的社会思想十分丰富，资料多样、庞杂，我们不可能重述所有前人的思想。作为社会学分支学科的中国社会思想史，必须确立一个有效的研究切入视角，围绕既定的研究主线，才能展开卓有成效的研究。这种研究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再解释、再发现的过程。因此，我们认为社会思想史应当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人类思想，而并不是包罗万象地研究历史上存在的一切思想。

　　作为理论社会学基础构成部分之一的中国社会思想史，其所认为的“社会”着重于“社会学视野”中的社会，其所认为的“思想和观念”着重于中国历史上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关于社会运行与协调发展的思想。笔者在多年前就曾提出：“在中国社会思想史上，我们的前辈思想家们或论述社会变迁的轨迹——治乱兴衰，或探讨治世的社会条件及运行机制、达到治世的途径与手段，或表达自己对治世的理想模式的看法，或研究乱世的社会根源、乱世的治理与控制，或说明乱世给人民的苦难和危害”。治乱兴衰是“中国社会思想的主导观念”，是“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的主导思想”。总之，笔者要表达的是，历代思想家求治去乱的思考和实践，是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一条主导线索。这里试图提出的是一种“史论结合”的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新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