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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宣言》与一九二一年中共三月会议关系考
2020年06月30日 12:09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05期 作者:【日】石川祯浩 著 王士花 译 字号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宣言》;三月会议;文献考察

内容摘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苏俄影响陆续诞生的各国共产党,为表明其产生的必然性与活动目的,模仿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写成了各国的《共产党宣言》。现存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中文版是从英文翻译而来,因此,人们对它产生的时间、地点及其经过都不太清楚,这个问题是个谜。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宣言》;三月会议;文献考察

作者简介:

  中国共产党最初的正式文件《中国共产党宣言》,是其创建史上重要文件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苏俄影响陆续诞生的各国共产党,为表明其产生的必然性与活动目的,模仿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写成了各国的《共产党宣言》。现存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中文版是从英文翻译而来,因此,人们对它产生的时间、地点及其经过都不太清楚,这个问题是个谜。

  另外,在1921年7月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一大)召开之前,同年3月,中国共产主义者为清算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关系召开了会议,这次会议被称为“中共三月会议”,它也是中共创立时期的一个谜。作为中共党员初次入俄的张太雷,在致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1921年6至7月)的书面报告中提到“中共三月会议”,但是,现在仍有研究者对其存在表示怀疑。可以说,中共最初的正式文件与正式报告充满迷津。本稿就《中国共产党宣言》与“中共三月会议”的关系进行探讨。

  一、《中国共产党宣言》

  现存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包含在1957年由苏联共产党中央移交给中国共产党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是汉语文件。《宣言》由署名“Chang”的人写于1921年12月10日,它由前言与正文构成,宣言正文由“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共产主义者的目的”与“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三章形成。

  从《宣言》的内容看来,它确实是中共创立时期的重要文件,但是,对于它是何时、何地由谁写成的,还缺乏相关的资料。也许因为如此,该宣言作为附录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这样,关于《(宣言》写成的经过,不得不以《宣言》中“chang”写的前言为据作出解释。前言中的内容与《宣言》诞生有关的部分如下:

  这个宣言是中国共产党在去年11月间决定的。这宣言的内容不过是关于共产主义原则的一部分,因此没有向外发表,不过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准,这宣言之中文原稿不能在此地找到,所以兄弟把它从英文稿翻译出来……(宣言)提出远东人民会议中国代表团中之共产主义者组讨论。

  Chang,1921年12月10日

  从以上记载,我们首先清楚了该《宣言》中文版是由“Chang”从英文译回中文的。而且,《宣言》虽没对外发表,但确是由中共于1920年11月决定的。关于该文件翻译的经过,该“前言”给我们提供了相应情况。“chang”只写着“这宣言之中文原稿不能在此地找到”,而“此地”为何处文中并不明确。以文中提到的“远东人民会议”与前言所署日期为线索,可以推断文中的“远东人民会议”就是1922年初在莫斯科与彼得格勒召集远东革命团体人士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也派了代表团)。如果这样,那么“chang”即是参加该会的中国代表团中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张国煮。文件中的“此地”,只能是参加该会的中国代表团所在地并有一段时间被禁离开的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正因为如此,他在“此地”看不到该宣言的中文稿,恐怕不得不把伊尔库茨克现存的《中国共产党宣言》英文版译回中文。

  张国煮在北京大学上学时,即以学生活动家驰名,他与李大钊一起以北京代表资格参与了1920年以后的中共组建活动。他说“这个宣言是中国共产党在去年11月间决定的”,应该认为他的话相当可信。如果他说该宣言决定于1920年11月的话,即使宣言未公开,因其是“收纳党员之标准”,所以说该宣言是中共创建时期最初的正式文件,也无不妥之处。

  二、关于中共三月会议的若干考察

  如果说《宣言》是中共面向“党内”的最初的正式文件,那么,1921年6月中共代表在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上所作的书面报告应称之为中共面向党外的最初的正式报告【1】。报告人是于1921年初入俄的张太雷。张太雷的报告包含了有关中共创建过程的几个重要情况,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一章,他在该章叙述,中共在1921年3月召开了中国“各组织代表参加的会议”。以下摘录有关部分。

  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小组是1920年5月在上海和北京成立的……在1921年3月以前,中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我们在所有地方,不得不与无政府主义者一起共事……为了阐明我们的宗旨、原则及策略,为了把无政府主义分子从组织中清除出去,我们认为有必要于1921年3月召开各组织的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发表了关于我们的宗旨和原则的宜言,并制定了临时性的纲领。这个纲领确定了我们组织的工作机构和工作计划,表明了我们对社会主义青年团、同业公会、行会、文化教育团体及军队的态度,也表明了共产党对工会的态度……截至今年5月1日止,中国共产党已经有7个省级地方党组织。它们是:一、北京组织……二、天津组织及其唐山站分部……三、汉口组织……四、上海组织……五、广东组织……六、香港组织……七、南京组织……。

  由这份报告可以推断,1921年3月,共产党为排除无政府主义者召开了代表会议,并在会议上制定了党的宣言与临时纲领。因此,有人说早在共产党召开一大之前,实质上就打起了党的旗帜。例如发现张太雷报告的学者佩尔西茨把报告中所述三月会议讨论的内容与中共一大的讨论事项作了比较研究,断定一大无疑基本上审议了三月会议讨论的问题。他认为,三月会议是中共在一大之前召开的筹备会议。佩尔西茨的这种观点在中国的中共党史学界掀起了波澜,借助张太雷报告译文的出版,许多研究者对三月会议发表了不同的见解,不过,这些研究都几乎以张太雷报告为惟一资料,很难说参考了其他资料,或是充分探讨了张太雷报告本身的资料价值。因此,以下首先探讨一下有关三月会议的其他资料。

  实际上,张太雷报告并不是言及三月会议的惟一资料。1921年与张太雷同在莫斯科的瞿秋白留下的文件也谈到了三月会议。它们是1921年瞿秋白写的以《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为题并用俄文打印的文稿,以及1929年至1930年左右瞿秋白写的题为《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的中文手稿,都包含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前者与前面摘录介绍的张太雷报告《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一章,是一样的内容、相同的文体。乍一看,这似乎是证明了张太雷报告中有关三月会议的论述(至少给人这样的印象:张太雷报告实际上是由张太雷与瞿秋白共同执笔的)。但在《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打印稿第1页上有这样一段眉注,即:“摘自中国共产党代表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这就说明,瞿秋白谈到三月会议,是依据了张太雷的报告。进而言之,瞿秋白1920年底离开了中国,他不可能了解在1921年3月召开的会议的情况。另一方面,后者谈到“1921年3月(据秋白的报告——原注)的第一次大会是肃清无政府党的大会——通过第一决议”【2】,这似乎说三月会议是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但是追本穷源,这个论断也是以张太雷的报告为依据的。没有出席三月会议的瞿秋白,对此只是重复张太雷的话。因此,我们不能用瞿秋白的文章来证明三月会议的存在。

  关于三月会议,还有一个相关文献,这就是登载张太雷报告的伊尔库茨克的俄文杂志《远东人民》创刊号(1921年5月)【3】上所载舒米亚茨基的《共产国际在远东》一文。舒米亚茨基作为俄共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设于伊尔库茨克)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局的负责人,可以说是俄共与共产国际在西伯利亚与远东的全权代表。《远东人民》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局的机关刊物。舒米亚茨基在文中指出,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已有了某种程度的集结,具体如下:

  迄今为止,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已有了七个地方(县级)组织,并进一步分为地方工业区的支部。……最近,在中国的中央召开了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会议,会上如下简洁地表述了中国共产主义活动的课题。“我们的任务乃是组织和集中群众斗争的力量,使其打击更为有力、强大。这一切要通过宣传、组织中国的工人、农民、士兵、职员、学生,创立具有统一中心的强有力的产业工会,并创建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唯一政党即共产党,才能实现。”在我写这篇文章的现在,在中国,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大会恐怕已快要结束【4】(旁线为引者所加)。

  如旁线所示,舒米亚茨基的论文不仅报告了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代表会议已在此前召开(没有说是3月),而且也介绍了会上通过的一部分文件。他介绍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状况依据的是张太雷所提供的情况,这样说大体不会有错,因他说的中共地方组织的数量为7个【5】。如此可以断定,舒米亚茨基是在“代表者会议”即张太雷报告所说的三月会议存在的前提下写成那篇文章的。因此问题是,舒米亚茨基认为是会议通过的文件并引用的“我们的任务……”一段。

  向来,几乎没有人顾及过这一段,实际上这一段与第一章所提《中国共产党宣言》中的《共产主义者的目的》完全一致。宣言中的这部分内容如下:

  共产党的任务是要组织和集中这阶级斗争的势力,使那攻打资本主义的势力日增雄厚。这一定要向工人、农民、兵士、水手和学生宣传,才成功的;目的是要组织一些大的产业组合,并联合成一个产业组合的总联合会,又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

  显而易见,两者完全相同。这样,不仅证明被部分学者怀疑是后来伪造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无疑是当时的文件,而且,以往被认为是孤立文件的宣言与孤立事件的中共三月会议就以伊尔库茨克为介交错在了一起。

  三、《中国共产党宣言》与“中共三月会议”的关系

  通过前两部分的考察,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假说:中共最初的正式文件《中国共产党宣言》好象是由中共三月会议制定的,但是,这使我们更增疑问。关于该宣言形成的时间,据张太雷的报告和舒米亚茨基的文章说是在1921年3月的中共会议上,而《宣言》前言的作者张国煮说是1920年11月,张太雷与张国煮的解释存在分歧。

  这也可以有两种解释。其一,三月会议是1921年初入俄的张太雷为表明中国共产主义者组织化的进展情况而虚构的。1921年12月在伊尔库茨克把《宣言》从英文稿译成中文的张国煮,基于某种根据,把原来也许是“3月”的日期改为1920年11月。其二,张太雷说法是正确的,张国煮把1921年3月3的会议误认为是1920年11月。事情已经过去了80多年,又几乎没有相关的资料,不能马上断定哪种解释正确。笔者认为前一种解释可能与事实相近。

  取前一种解释时,张太雷入俄的时间及其与中共的关系就成为问题的焦点。1921年后半年(即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回国后),张太雷作为中共党员对党的初创时期的活动情况是清楚的,而对他入俄以前的活动则几乎不清楚。有关他在(在北洋大学期间)1919年至翌年参加五四运动的资料,都是他在广州起义中就义后别人写的回忆录。当然也没有关于他与当时天津学生运动的主角后转向中共的周恩来等小组的直接关系的资料。另外,他究竟是何时入党的,根据谁的命令入俄的,那时他的身份如何?都不清楚【6】。当然,中共的组成是秘密进行的,没有留下记录并非不可思议。但是,自新中国诞生以来,关于中共创立的许多原始资料被挖掘出来,而在共产国际的资料之外,几乎没有他与草创时期中共关系的资料,这不能不说难以让人理解。简单地说,1921年初他是在没有任何预告即以中共代表身分出现在伊尔库茨克,并由此登上历史舞台的,这样说并不过分。

  根据这些情况,再读他的报告,就会发现几处疑点。这就是1921年5月时7个中共地方组织的地点,张太雷列举的是北京、天津、汉口、上海、广州、香港、南京,其中,天津、香港和南京这三个城市,当时实际上还没有成立党组织【7】。另外,张太雷报告了1921年5月的情况,也不自然。因为,他列席了5月4日在伊尔库茨克召开的高丽共产党代表大会,并于5月7日在会上作了题为《日本无产阶级与朝鲜贫民》的演说,5月初的时候,他正在伊尔库茨克。考虑到当时中俄间的交通状况,几天时间从中国到达伊尔库茨克是不可能的。那么,张太雷是什么时间到达伊尔库茨克的呢?佩尔西茨根据舒米亚茨基关于张太雷的回忆推断,约在1921年3月底到4月初,但笔者认为实际上可能更早。因为张太雷带来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文件(包括张太雷参与的天津青年团的活动记录)登在了1921年3月伊尔库茨克的杂志上【8】。可以说,张太雷就在此之前到达了伊尔库茨克。也就是说,中共三月会议时,他也不在中国。总之,从上述情况看,很难说张太雷报告完全正确地传达了当时中共组党的状况。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张太雷报告都是捏造的,除去几个具体事情外,他还是比较清楚地报告了非当事者不可能知道的当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例如,关于中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发行的刊物(报纸、杂志、小册子)的情况就相当准确,可见他在入俄前就以某种形式闻知了中共的建党活动,那么他把自己不可能直接知道的三月会议与1921年5月时党的地方组织情况写进报告中究竟是为什么呢?

  他在1921年初入俄以后又得到了新的信息,这样的解释当然不是不可以【9】。不过在1920年到1921年这个时期,中国出现了打着“共产主义”旗帜的形形色色的组织和人物,“中国共产党”当时还不是代表中国的惟一的共产党,张太雷在报告中谈及三月会议,并具体记述到地方组织的情况,这是为了突出自身共产党的存在,为在与各式各样共产主义组织争正统的斗争中取胜而来装饰门面的。不能排除有这种可能。事实上,当时在即将召开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的莫斯科,除张太雷代表的共产党外,另有4个来自中国的“共产党”代表会集,他们都分别主张自己组织的正统性,并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而且,张太雷反复要求共产国际不要以那些杂派的共产党为对手【10】。各国共产主义组织为成为“真正”的“共产党”,无论如何需要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因此,他们在致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对自己组织的发展情况进行渲染,加上似乎正确的数字。这种现象的出现在当时并不稀奇,不能说唯有张太雷的报告是个例外。

  三月会议是为清算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关系、制定党的宣言与临时纲领而召开的,这一说法在没有其他资料证明这次会议是在3月召开的现阶段,不能按张太雷的报告把会议日期定为“3月”。

  那么张国煮把决定《中国共产党宣言》的日期定为1920年1月,又如何解释呢?实际上,舒米亚茨基在引用与《宣言》同样内容的文句时,只写着决定该《宣言》的会议是“最近,在中国的中央”召开的,并没有说是3月。就是说,笔者先假定《中国共产党宣言》好象是由所谓的“中共三月会议”决定的,舒米亚茨基把张太雷报告中说的三月会议与决定《宣言》的“最近”的会议看成是同一次了,这样说勿宁更正确。在舒米亚茨看来,只要是反映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进展情况的文件就足够了,至于具体是几月决定的,并不那么重要。张国煮参与了1920年以后的中共建党活动,至少比张太雷要深入,他说决定《宣言》是在1920年11月的话,是举足轻重的。还有这样一个事实可以作旁证,就是中共党内刊物《共产党》的创刊(1920年11月7日),不论是从杂志名称,还是从其创刊日(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来看,该杂志的创刊不外乎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者从实质上举起了共产党的旗帜。《共产党》杂志是中共上海发起小组面向党内发行的月刊,其体裁是模仿当时在伦敦发行的英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共产主义者》(The Commuinst)。上海共产主义组织以发起共产党为目标而创刊的杂志堂堂正正用“共产党”之名。又是在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这意味着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向着明确的建党方向上迈出了一大步。如果这样,与此相应,主张共产主义运动目标的《中国共产党宜言》,很有可能是同时制定的。

  事实上,《共产党》创刊号开篇“短言”(无署名)的基调(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夺取政权,以俄式的“劳动专政”制度拥护劳动者的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云云)与《中国共产党宣言》是一致的,说明两者写成的时期极为相近。另外,《中国共产党宣言》中没有批判无政府主义者的内容,这似乎也显示决定该文件的时间是在1920年下半年。因为,在中国,所谓无政府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之争真正化,共产党人批判无政府主义者的文章频频出现,是在1921年以后。

  综上所述,舒米亚茨基的论文《共产国际在远东》所引用的文句(即《中国共产党宣言》),决定它的所谓“最近在中国的中央”召开的会议,舒米亚茨基也许认为就是张太雷说的“三月会议”,但实际上,并不能确认张太雷报告中所说的“三月会议”存在,而且从《宣言》的相关情况及其内容来看,它写成于1920年11月更自然。从这两点,可以得出结论,张国煮对《宣言》的解释是1920年11月写成的,较为妥当。

 

  (本文译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北京 100006)

 

  此文原载于日本《神户大学史学年报》第14号(1999年5月),原文较长,译时有删节。作者石川祯浩为日本神户大学文学部副教授。他正在撰写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日文)2001年将正式出版,其中对于”中共三月会议”和《张太雷致共产国际“三大”的报告》的一些间题将作全面的探讨。

 

  注释:

  【1】中共致共产国际的报告最初以《中国共产党(中国代表团)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俄文)为题,登在伊尔库茨克发行的《远东人民》杂志1921年8月第3期上,后来舒米亚茨基在《中国共青团和共产党历史片断》(原载于《革命的东方〔俄文〕,莫斯科,1928年第4,5期;汉译版收录于《回忆张太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一文中引用了一部分,长期以来被人忘记了。到1971年,当时的苏联学者佩尔西茨在莫斯科马克思、列宁主义党中央文件馆(当时)的《俄国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远东局》的文件中发现了与之内容几乎相同的俄文打印稿(致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太雷同志的报告》,把它与《远东人民》杂志上的版本作了比较研究,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形成的历史》(《亚非人民》1971年第4期)一文,之后张太雷的报告才被普遍知晓。后来在中国中央档案馆也发现了与之同样内容的俄文打印稿,被译成中文(益群译《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1年6月10日,莫斯科)》(中央档案馆丛刊)1987年第5期)。

  【2】《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6卷,第883页。文中的“秋白的报告”指前述(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

  【3】《远东人民》创刊号上没写发行日期,从第2号与第3号的发行日期(分别是1921年6月23日,8月1日)以及创刊号的内容来推断是1921年5月。

  【4】舍维廖夫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文是言及舒米亚茨基这篇文章的为数很少的研究之一。据该文叙述,当时与《远东人民》同时在伊尔茨克发行的《共产主义者》杂志(俄文)第7号(1921年)上也登载了与舒米亚茨基论文所引几乎相同的文字,只是《共产主义者》上登的文章把“群众斗争”换成了“阶级斗争”,把“其打击”换成了“其对资本主义的打击”。舍维廖夫解释说,这段文字是中共在“1921年3月预备会议”上形成的,但没有查对初期共产党的文献。

  【5】《远东人民》所述中国的状况像是以张太雷所提供情况为据,这也可以由没有署名刊登在同一杂志第2号(1921年6月)上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文献》一文证明。占该文大部分的中文社会文献目录上,都加上中文读音,这很明显表明该文是在了解中国社会主义情况的中国人的帮助下完成的。并且,在那些目录中特别应注意的是,在社会主义系的报纸中有天津的《来报》。据说,《来报》是1921年初在极短的时期内由张太雷等天津的社会主义小组创办发行的,张在致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也谈到过。迄今为止,没能发现《来报》这份杂志,当时其他的报纸、杂志、官方文件中也没有谈及它。即使《来报》实际发行过,其范围也是极有限的。从这一点也可清楚,当时伊尔库茨克所得到的有关中国的情况,相当一部分来自张太雷。

  【6】因张太雷作为革命烈士长期以来受到表彰,所以他的传记与年谱都记述他自中共组建时起就与中共有密切的关系,最近终于有人指出,实际上这种观点缺乏证明资料。例如,钱听涛《关于张太雷如何加入中共及与此有关的一些间题》(张太雷研究会编:《张太雷研究学术论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7】1921年7月,北京、上海、广州、长沙、武汉、济南、日本(留学生)的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参加了中共一大。

  【8】舒米亚茨基《中国的青年革命运动(活动报告一览)》(《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通报》1921年第2期,3月20日出版)。《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通报》创刊于1921年2月27日,据舒米亚茨基文章的附注,该文的执笔时间为1921年2月。

  【9】前揭舒米亚茨基《中国共青团和共产党历史片断》一文写道:“张太雷同志到达了伊尔库茨克以后,收到了共产党任命他为远东书记局中国科书记的委任,并要他担负准备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的报告这一任务(旁点为引者加)。这如果确切的话,也可以认为张太雷在入俄以后从中国得到新的信息——考虑到当时中俄间的通讯状况,一时难以相信。相反可知张太雷在入俄以前并没有得到中央的正式任命。

  【10】《张太雷、俞秀松致季诺维也夫书简(1921年6月))》,《俞秀松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局的声明(1921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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